新聞背景：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數據，截至2024年6月16日，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人數達6789609人，實現捐獻例數達53251人，捐獻器官個數達163962個。

（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 張赫 侯佳欣）“去年寒假快開始的時候，經常看到一位老奶奶，在人體解剖學系“善志樓”附近轉悠。她說，老伴兒捐了遺體，被送來這里，想他了，就來看看他。她也簽訂了“志愿捐獻遺體登記表”，成為一位“捐友”，離世后，會來這里，和他一起。”在上完局部解剖學課程后，南京醫科大學的學生黃曉敏在紙上寫下了這段話。而在學校的解剖樓外，學生們偶爾能看到在門口一直“轉悠”的人。黃曉敏告訴記者，那可能是“大體老師”的家人。

大體老師，是對捐獻遺體用于醫學教學與研究者的尊稱，是醫學生的第一個“老師+患者”。第一次手起刀落、第一次感受人體的質感、第一次看清器官的分布和形狀、第一次直觀思考錯綜復雜的血管如何在人體曲折徘徊……都源自這群人。

“寧愿醫學生在我身上解剖千刀萬刀，不愿醫生在病人身上開錯一刀。”在南京，遺體捐獻志愿者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捐友”，這句話，是他們的信念。

1996年，南京市一批離退休老同志自發成立“捐獻遺體器官志愿者之友協會”，倡導去世后做到“三不、兩獻、一育”，即：去世后不開追悼會、不接受花圈挽聯、不用骨灰盒建墓土葬；捐遺體供醫學研究、獻器官供臨床移植；骨灰用于植樹育林。

“沒有他們，何來醫學的進步。他們無法言語，卻是最好的良師。”6月7日，在南京，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走進了這個群體。

“在我的遺體上，劃下千刀萬刀”

南京醫科大學“善志樓”一樓大廳的右前方，是“捐友”紀念屏。滾動欄里顯示著：往年今日，捐獻遺體者的介紹。幾行字，簡潔利落，但蘊含著莫名的力量。

28年前，南京市一批離退休老同志自發成立了“捐獻遺體器官志愿者之友協會”，這個志愿者組織在2008年被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評為“全國最佳紅十字志愿者組織”，也是這十幾位退休老同志，推動南京市遺體捐獻工作進入新階段。而我國著名的法醫病理學家南京醫科大學法醫學科開創人之一周雪良教授正是第一批響應者。那年，他鄭重地簽署了遺體捐贈的協議，成為南京市第一批“捐友”。

簽署捐贈協議的23年后，98歲的周雪良完成了生前的心愿，將自己永遠地留在了他熱愛并為之奉獻了一輩子的南京醫科大學，成為了一名“無語良師”。正如他的遺言：“畢生所學就是治病救人，把自己獻給醫學事業，是我給年輕人最后一次學習的機會。”

1998年，新中國著名的法醫病理學家基礎醫學院法醫學系周雪良教授簽署遺體捐贈協議。南京醫科大學供圖

周雪良并不孤單。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學系主任張永杰告訴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近五年來，每年大概有100多位“捐友”完成捐獻，在周雪良教授之后，已有1817位“捐友”在學校完成捐獻，還有14512名“捐友”已進行了登記。

他們之中，有戰士、有醫生、有教師、有工人。年過九旬的殷逢樵老人和老伴徐景芳都是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徐景芳曾是一名后勤兵，十多年前就簽了捐獻書。她說：“當時知道在醫學院教學課堂上，因為沒有提供給學生解剖的遺體，只有老師能夠操作解剖，學生只能在旁邊看，很心疼。所以我想，把自己捐獻給醫學教學事業。”

錢宛汝是錢鐘韓院士的女兒。錢鐘韓院士是中國熱工自動化的開拓者，在錢宛汝的眼里，他更是一個合格的父親。2002年，錢鐘韓院士去世，遺愿之一，是把遺體捐獻給南京醫科大學。后來，錢宛汝和她的丈夫也一同捐獻了遺體。她說，這樣就能離父親更近一點。

“寧愿醫學生在我身上解剖千刀萬刀，不愿醫生在病人身上開錯一刀”，這是無數“捐友”臨別時最后的心愿。

醫學生的第一堂課

在南京醫科大學“捐友”辦公室，打開登記在冊的“捐友”名錄，李娟是南京第5497名“捐友”，年齡永遠地定格在了18歲。

2011年夏天，來自江蘇宿遷泗陽一個清貧農民家庭的李娟考上了南京醫科大學。但入學僅2個多月，就被確診為中晚期黑色素瘤。

生命進入倒計時，李娟也開始為身后事做準備。想到開學時參觀醫學倫理教育館時關于“捐友”的介紹，當時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對大體老師的尊敬，是醫學生應該上好的第一堂課。”

于是，她也做了一個決定：將遺體捐獻給學校。“希望能拿我做案例，讓南京醫科大學的科研人員研究出治療新藥，我也想永遠留在這個夢開始的地方。讓我去給同學們做第一堂課的教案吧。”

離開的時候是冬天。李娟最后只對守在床邊的父親小聲地說了句：“我聽到學校的120來接我了，我要回學校了。”她的故事被寫進了醫學倫理教育館，每一年解剖學的第一節課，老師們都會組織學生參觀醫學倫理教育館，向和李娟等全部的“大體老師”默哀致敬。而在后續的解剖課上，每一位“大體老師”由兩名學生輪流擔任主刀，其他同學擔任助手，共同進行解剖學習。每學期解剖學課程結束前，老師們會組織同學一起再次向“大體老師”默哀致敬。

南京醫科大學學生送別李娟。南京醫科大學供圖

“解剖學最好的老師不是臨床教授，而是這些無語良師。”南京醫科大學人體解剖學實驗室主任古慕峰說，遺體捐獻者曾鮮活地存在于這個世界，在他們簽下捐獻書的時候，都曾質樸地說：希望對你們有用。

在南京醫科大學，局部解剖學教學結束，遺體會被送往人體解剖學實驗室，由實驗員們將學生解剖結束的標本再次制作為“系統解剖學”教學所用的標本。人體解剖學實驗室歷任的實驗員們都堅持自己動手制作教學用標本。實驗員們精心制作的教學標本最符合系統解剖學教學的需求，且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捐友”們捐獻遺體供同學進行解剖教學的夙愿。

在《系統解剖學》和《局部解剖學》等必修課程中，“大體老師”是所有醫學生人生中第一場“手術”的“患者”。而這些標本，是醫學生們的第一堂課：課程里不僅有醫學知識，更有對生命的敬畏。

接遺體回家的人

6月6日凌晨1時20分，一通電話打破寧靜。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學實驗室的實驗師毛志遠立馬起身，摸索著按下接聽鍵，在他看來，這是多年來“職業病”的條件反射。

這是一通來自“捐友”家屬的電話。短短1分鐘的電話，有哽咽、有不舍，但最后只剩一句，“人走后遺體捐獻，是他的心愿。”記下地址、約好時間，馬上出發。畢業多年，毛志遠還是習慣像學生時代那樣，稱呼他們為“大體老師”，哪怕他已經畢業多年。

2012年，毛志遠本科畢業選擇留校，并成為了人體解剖學實驗室的一名實驗師。接收過的遺體已有數百人之多，但他從不害怕。

不只是南京，也不只是毛志遠。目前，在我國每一個省份，均有遺體接收站以及專職或兼職負責遺體接運的工作人員。在他們的世界里，白天和黑夜沒有區別，因為一旦有登記過的捐獻者離世，他們的工作就開始了。

“‘捐友’去世，很多都在深夜，要保證家屬隨時都能聯系到我們。即使是春節年夜飯，我也從不喝酒，只要電話一響，拿起車鑰匙就出發。”毛志遠說，道路還不通的農村、沒有電梯的老房，接收遺體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簡單。他和同事抬著遺體，下過7樓、走過進不去車的弄堂，也蹚過水，但哪怕傷著自己，也不能磕碰到遺體。

毛志遠不善言辭，但這是他表達尊敬的方式。

接遺體，不僅是接到學校就結束。“回到實驗室后，首先需要做的，是防腐保存。”古慕峰告訴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遺體一般需防腐保存4年左右，才能達到教學要求。在全部教學使用完畢后，一部分遺體會被做成教學用標本，一部分遺體則會由使用單位負責遺體火化。

南京醫科大學實驗員制作教學用標本。南京醫科大學供圖

也是因為需要專人負責，且遺體接收期間涉及一系列繁瑣事務，國內很多遺體接收站開設起來存在困難。以安徽省為例，省內僅設立了四個遺體接收站點，而吉林和湖南直到2021年才分別有了省內首個遺體捐獻接受站，極大地限制了遺體捐獻的來源。

從1996年南京醫科大學遺體接受站成立以來，接收“大體老師”這一重任，28年不曾停歇。古慕峰和毛志遠很難用一句兩句說清楚自己為什么堅持。但他們提到了一個共同的人物畫像：我國著名人體解剖學家，編創出中國第一部人體層次解剖圖譜的姜同喻老教授。

1936年考入大學，1941年畢業且留校成為人體解剖學教師，藍色卡其布中山裝、咖啡色塑料涼鞋、蛇皮袋材制拎包，是大多數人記憶里的姜同喻。兵荒馬亂的年代，姜先生邊做教師邊行醫，為了給學生創造學習條件，他到各個醫院尋找無主尸體，然后運回學校以供教學。

1954年，姜同喻繪制了我國第一部中國人體圖譜，將整個人體通過解剖制作了78件（層）標本，相應繪制78幅草圖，出版了《連續層次解剖學圖譜》和《人體解剖學圖譜》。

晚年退休后，他奔走于全國幾十所醫學院校舉辦各類學習班，自刻蠟紙，用油墨印刷學習提綱，親自解剖遺體并演示，他所到之處，都要和對方約法三章：不收講課費，不住賓館接待，與學生同吃同住。

“即使是今天，解剖一線工作依然艱苦，這也是國內不少醫學院校人體解剖學系規模逐漸縮小的主要原因。”古慕峰說，南京醫科大學人體解剖學之所以發展壯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代代先輩“立德樹人、敢為人先、甘于奉獻、吃苦耐勞”的精神傳承。

而無論是古慕峰追憶的姜同喻教授，還是年輕一代的毛志遠老師，28年來，他們都有一個不變的共同點：不是教授，不是主任，也不是科學家，只是一個“接遺體回家的人。”

“無語良師”依然被渴望

“一名優秀醫生必須具備深厚的解剖學知識，但要有可供實驗研究的遺體。”

在張永杰看來，最理想的解剖教學是一具遺體由2-4位學生解剖，南京醫科大學目前的解剖教學是一具遺體由10-13位左右學生解剖，而更多的學校，是一具遺體由15-20位甚至更多學生一同解剖。

“大體老師”數量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醫學生的基礎教學和醫學人才的培養。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新聞系運營新聞實務教學和實踐平臺（RUC新聞坊）的統計數據，在2023年，根據我國31個省區市紅十字會和官網相關報道，我國各省份累計遺體捐獻平均數量約為1485位，上海以12794位高居榜首。結合各地醫學生人數，就會發現失衡問題依然存在。據了解，有些醫學院校解剖課程只能以硅膠模擬人或3D解剖代替“大體老師”，有的醫學生甚至只能通過學習經典解剖視頻，想象自己的第一場“手術”。

但“大體老師”的缺乏，是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共性的問題。例如，卡塔爾所需醫學研究器官均需從美國進口；如捷克法律規定，只要在醫院過世的病人，都必須成為大體老師；意大利2020年**“關于為研究、培訓和科學研究目的處置人體和死后組織的規則”，凡未特別聲明死后不愿捐獻遺體者，都將被視為同意捐獻遺體和器官……

在我國，實行的是自愿捐獻制度，醫學院“大體老師”的來源，主要依賴于個人捐獻。根據今年5月1日實施的《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我國遺體器官捐獻采取“明確同意”的原則。一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公民，有權依法自主決定捐獻其人體器官。二是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其遺體器官的，該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捐獻，決定捐獻應當采取書面形式。

李娟父親李大軍為女兒填寫《南京市紅十字會志愿捐獻遺體申請登記表》。南京醫科大學供圖

在《條例》的第四章第三十六條也規定，若違背本人生前意愿獲取其遺體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捐獻其遺體器官，違反國家規定，違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意愿獲取其遺體器官，應負法律責任。政策的完善，最大程度上保障了逝者遺體捐贈的主動權，也給予了捐贈者最大的尊重。

回望發展歷程，國內器官捐獻及遺體捐獻的發展取得了巨大飛躍。今年4月，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公布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國累計器官捐獻登記人數超過670萬，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5.1萬余例，捐獻器官15.8萬余個，成功挽救了15萬余人的生命。

根據中國紅十字總會數據，2014年，我國全國僅有5萬名遺體捐獻登記者，年捐獻遺體約3000余例。在2023年，北京市遺體捐獻數（近5000）是十年前全年的近2倍。

在張永杰看來，遺體捐獻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法律保障和人文關懷，還有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

以南京為例，早在2015年，南京就**并實施《南京市遺體和器官捐獻條例》。其中對登記者權益，捐獻后人文關懷、遺體尊重，遺體接收站規范都進行了詳細規定。

為了更好地讓大眾了解遺體捐獻，人體解剖學系還自主研發建立了遺體捐獻志愿者之友的網上紀念平臺——厚德園，為捐友家屬建立了一個可寄托哀思的網上紀念平臺。至今，“厚德園”有網上紀念堂507個，總訪問量達27，7560次。

如今，南京市還建造了遺體器官捐獻者紀念林，讓捐獻者有了理想的歸宿。不僅僅是南京，近年來，全國多地都在不斷更新遺體和器官捐獻條例，用各種不同的祭奠方式為捐獻者提供更具尊重的留白。

6月6日天一亮，毛志遠準時來到“捐友”家中，孩子們都在。正如老人生前所希望的那樣：沒有葬禮，沒有墳墓，也沒有哭泣。

而此時，還在上解剖課的醫學生黃曉敏依然沒勇氣簽下名字，她說，再給她一點時間；但錢鐘韓院士的女兒早就做好了準備，想離父親更近一點兒；總在解剖樓外向里張望轉悠的奶奶說，捐了，和他一起；已經去世多年的法醫學周雪良教授，真的用自己的遺體給了年輕人最后一次學習的機會……

總有人選擇土壤，也有人選擇海洋。但還有一部分人，愿意浸身福爾馬林、經受稚嫩生疏的刀法，直面求知的目光。不變的是，越來越多的無語良師以身作局，讓更多醫學生自信地走向手術臺。也許那時，年輕的孩子們都會在心里回應道：你簽字時說過的，希望對我們有用，看，現在實現了。

如果你在2024年6月12日深夜12時36分，打開《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管理系統》并完成注冊捐獻登記，會看到一組鮮紅的數字：您是第6779096位捐獻意愿登記者，目前全國共有 53085位捐獻登記者完成捐獻。

他們都曾鮮活地存在于這個世界。

參考資料：

[1]馬愛榮,胡曉棟,郁松.中國遺體捐獻歷程回顧及現狀分析[J].解剖學雜志, 2020, 43(2):3.DOI:CNKI:SUN:JPXZ.0.2020-02-023.

[2]王國慶;毛志遠;莊曉俊;古慕峰;張永杰;南京醫科大學捐獻遺體接受工作的實踐與思考[J];解剖學雜志;2023年03期

[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0196.htm

[4]《禮贊捐獻者——北京市紅十字會舉辦2024第十八屆生命追思活動》www.bjredcross.org。cn/contents/xwdt/2024040324113.html

[5]《解剖課上，我們尋找大體老師》baijiahao.baidu。com/s?id=1762662641898589605&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