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鬧鈴聲中起床，擠進人滿為患的早高峰地鐵，按時到公司打卡，坐進工位的隔間，處理各色雜事，開不完的會、被推翻和重啟的方案、閃爍的未讀消息、無處不在的業績考核、搞不定的人際關系……在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似乎都面臨著類似的困境：日復一日的工作使人倦怠、情緒低落，舍棄工作又無法生存。

于是我們從一地搬遷到另一地，去更大的城市，找更多的機會；在行業中不停嘗試、跳槽、談判，希望能通過個人努力，爭取更好的薪酬，讓自己和家人過上滿意的生活。但最終我們卻失望地發現：“橫向平移”的方式并不能令我們安心，頻繁的變動反而讓我們過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

工作從一開始就必然使人疲憊嗎？如何在滿足生存的同時，實現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在不停更迭、漂流一樣的生活當中，善好是可能的嗎？在一個人人追求經濟效益、講求回報的社會環境下，好的品格如何維系？人的價值又在哪里？

本文將從哲學及理論層面探討工作與人的關系。筆者結合最近出版的英國作家馬克·費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癥候》，以及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沒有面目的人：新資本主義之下工作的個人后果》、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這三本書，探討工作和人的價值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聯，也就是：在一個對人用后即棄工作狀態中，個人如何確認自我的內在價值？

撰文｜張暢

工作之變：

從有趣又體面，到流于形式的控制

在前工業社會，工作自有其意義。木匠憑借不斷改善的技藝，打造可持久使用的家具，既是他賴以生存的工作，又構成了他生活的意義。一名手藝高超的工匠不僅能為自己贏得聲望，也可以為家人賺取更好的生活，手藝更是將他這個個體嵌入到更廣泛的人際網絡之中，刻畫了他每日生活的基本樣貌。

18世紀中期，瓦特改良的蒸汽機開啟了工業時代的巨幕，效能更高、操作更精準的機器逐漸取代了人類的手工勞動，手工藝人日漸式微。工廠體系誕生后，流水線上的工人漸漸取代了依托于附近社群的工匠；工廠設定的任務代替了工人自己設定的工作目標；工作的進程不再僅由個人掌控，而需要納入整體的生產進度來考量，并與實際產出的經濟效益緊密掛鉤。

在一個以生產為主的社會，為了驅使更多人進入工廠，工作倫理應運而生。工作倫理主張：“工作（任何環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體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無論生活多么悲慘，只要它是由勞動報酬支撐的，就具有道德優越性”。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作者: [英]齊格蒙特·鮑曼，譯者: 郭楠，版本: 燧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3年10月

在鮑曼看來，工作倫理本質上是一場關于控制和服從的權力戰爭，目的是“把人們所做的事和他們認為值得做、有意義的事分離開來，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實的、可理解的目的分離開來”。畢竟在新生的工廠體系當中，作為整體的人、擁有創意和巧思、手藝精湛已不再重要，最終被需要的也只是人的一部分——能夠使齒輪和機器照常運轉的工具化的技術。

這樣的工作倫理催生了一套紀律倫理：人不需要在意尊嚴和榮譽，也不必去管感受和價值，只需要全力以赴去工作，日復一日，爭分奪秒，即使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義。因為工作倫理將生產活動和人的真正需要分離開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人們優先考慮‘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

《人生切割術》劇照。

在《沒有面目的人：新資本主義之下工作的個人后果》一書中，理查德·桑內特提到了一家位于美國波士頓的面包店面臨的困境。成書的25年前，桑內特第一次采訪這家面包店的師傅們，面包烘焙對他們而言像是芭蕾舞一般的技藝，需要多年的刻苦訓練。制作面包時，他們的雙手在面粉和水霧中起落，他們需要調用身體性的嗅覺和視覺來判斷面包的烤熟程度。這群人擁有手藝人的強烈自豪感，他們自覺團結成了一個整體，來應對制作面包的各個環節當中遇到的困難。

25年后，桑內特再次來到這家面包店，彼時這家店已經被一家巨頭食品集團收購。制作面包的程序交給了更復雜的機器，店員通過市場需求更改機器設定，決定今天是制作一千條法棍還是一千個貝果。從前經驗豐富的面包師傅被一群更年輕、身份更多元的臨時工所代替。后者不再接觸原料，而是通過屏幕圖標操控制作過程，工作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不再是制作面包本身，而是修復機器的缺陷和故障。其結果就是，盡管工作環境和從前相比更加安靜、舒適、簡單，他們自身卻感覺不到面包師這個身份的價值，對自己的工作內容感到模糊和失焦。

桑內特描述的現象當然不是孤例，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需要應對的不再是工作內容本身，而是被技術改寫后的現實。這種現實不需要人的才智參與，人在工作的過程中不需要投入過多的情感，因而也談不上尊嚴和價值。每個人只是負責完成鏈條當中的一環，任誰來做都是如此。個體的不可替代性越來越難以證明，人的作用和價值被簡化成了數字、指標、績效。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作者: [英]馬克·費舍，譯者: 王立秋，版本: 守望者｜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

而在馬克·費舍看來，在一個追求績效的社會，衡量勞動者產出的標準不再是他們的工作效率本身，而是工作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也就是他們必須用一種程式化的、規范性的語言去講述自己做了什么、達到了什么。“工作的目的變成生成和美化‘再現出來的表象’，工作本身的正式目標反而被丟到一邊”。

當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套工業社會的權力結構，結構本身就不再是一個可以靠個人意愿扭轉的問題，問題變成了：如何補償這個結構帶來的一系列缺陷？那時的人普遍認為，從工匠變為工人時失去的人的尊嚴，只有通過贏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復。久而久之，報酬的高低、經濟收益的多寡成為衡量人的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工作于是也成了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和自我評價的重要因素，以及其社會生活的錨點。工作連帶更長遠的職業生涯被等同于人生成敗的關鍵，是現代人身份構建的核心。

在這個圍繞工作和職業、人的消費需求構建起來的現代社會當中，擁有一份體面、有聲望的工作變成人人追求的目標，而失去工作、選擇不工作則意味著自我放棄，是非正常、脫軌的，在一些場合下甚至是有損尊嚴的。“你現在在做什么？”這句寒暄語其實是在問：你在從事什么工作，將決定我用怎樣的態度對待你，我們的人際關系如何開展。

在社會時間節律相當緊湊的東亞社會中，很多時候哪怕短暫地不工作也會變得可疑，歐美社會中習以為常的“間隔年”（gap year）會被用人單位質疑。檔案中不能有空缺的月份；找工作時會被問及某年某幾個月在做什么、為什么沒有工作。從生下來起，我們就步入了一條沒有停頓的軌道，如此向前，年復一年，不知疲倦。甚至有網友打趣說，在現在的就業市場，gap year（間隔年）幾乎和蹲過監獄的意思差不多，一旦有過類似經歷且無法給出清晰合理的解釋，就會被認為是不可靠的、懶散的、不適合雇用。

不確定成為常態：

臨時的、靈活的、兼職的、彈性的

在今天，“靈活”和“彈性”成為普遍流行的口號，長期的、有保障的、確定性的工作已經相當少見，人們以碎片化、片段式的方式工作和勞動，終其一生都是如此。桑內特稱之為“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 capitalism），它與傳統上僵化的官僚主義制度相對，原初的目的是：通過創建有彈性的機構和工作崗位，打破過去常規化工作帶來的弊端。

桑內特將企業為了實現彈性目標而重塑結構的過程稱為“再造”（reengineering），即：用更精簡的人員配置創造出更高的利潤，用更高效的科技手段取代低效的人。因此，短期聘用制因其用人成本低廉、便于靈活聘用或解聘，成為不少就業單位的首選。鮑曼將其形容為“一場沒有任何規則的雇傭和解雇游戲，而且在游戲進行時，單方面就可以隨時更改規則”。

如果將時間向前倒推至少30年，人們普遍追求的是：每月按時結算的固定工資、穩定的晉升渠道、可觀的福利保障、“鐵飯碗”帶來的穩定人際關系、可預期的養老方式。而現在，頻繁換工作幾乎是職場上的常規操作，即便是在同一家企業內部，換崗、調往異地甚至異國工作也并不少見。

《沒有面目的人》，作者: [美] 理查德·桑內特，譯者: 周悟拿，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3年10月

在《沒有面目的人》中，桑內特提到了一對父子，他們的經歷在美國社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父親恩里克靠體力勞動養家糊口，努力奮斗15年，實現了買房、領退休金的“美國夢”，他對兒子瑞科的期待是他能向社會上層流動。兒子瑞科的確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階層躍升，收入可觀。但在14年的工作生涯中，他搬了四次家，工作頻繁變動，對生活失去掌控的恐懼令他憂慮不已。

桑內特認為，當人們在不停移動中迷失方向時，通常會出現以下三種行為模式——模糊的平行移動、回顧性損失、不可預知的最終工資。

由于更松散、彈性化的關系網絡取代了過去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換工作時，不少人會誤以為自己在松散的網絡中得到了晉升，實際上不過是在平行移動而已。這種在彈性的網絡中平行移動的過程像是一種冒險：用人單位提供的新職位信息如此有限，復雜的計算方式使得最終工資都很難敲定，人們往往在回顧時才發現自己當初做了錯誤的選擇，而身在其中時卻永遠無法作出判斷。

《人生切割術》劇照。

為了在不斷變化的現代經濟環境中生存，人們不得不學會適應新的崗位、新的居住環境、新的人際關系，這不僅是大多數人共同的處境，同時深刻地影響了社群和家庭的連結：不斷搬家，不做承諾，保全自我。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為對方托底，在家族或社群內部形成穩固的熟人關系，在關鍵的人生節點彼此借力；而是傾向于用自我保全的方式來生活和工作，不對伴侶做過于長遠的許諾，不在工作中建立過深的人際關系，即便是在居住的小區也不和任何人交往。鄰居成了陌生人，夫妻成了室友，最終除了一個人面對孤獨，什么都做不了。

這樣的社會對個體提出了幾乎不可能的品質要求：“在無法猜想改變帶來的后果、無法得知接下來發生何事的情況下，還能夠保持心安理得。”（約瑟夫·熊彼得 語）。

斷裂的時間敘事：

如何讓生活凝聚成為整體？

根據桑內特的判斷，彈性制度一定程度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因為它將弱勢群體留在了表層、重復性的工作中。這種制度在本質上強調年輕、弱化經驗，強調無限投入，蔑視對抗和個性。這恰恰是“現代的冒險文化”所鼓吹的價值：穩定等同于行尸走肉，留在原地和失敗無異，“目的地并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出發這個行為本身……我們決定離開的那一刻，似乎已經是旅程的高潮”。

為了應付一變再變的就業和生活現狀，在一種討厭常規、崇尚短期、不斷重塑的體制中存活，人們失去了生活敘事的連續性，內在的時間發生了斷裂。除了通過不斷平移、從頭再來的事業來確證自己的價值，日常被未知的恐懼和焦慮填滿，我們變得越來越無所適從。

《人生切割術》劇照。

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相較年輕和可控，經驗和個性面臨著被貶抑的危險。就企業或機構而言，相較快速實現利潤增長，更長遠的社會責任被推至次要地位。然而，在一個追求善好的健康社會，忠于自我不僅包含實現個體品格的圓滿，還必然包含一重社會性的責任——對于他人的關懷。而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對他人的關懷無異于額外的付出，“人們擁有歷史，但沒有對于困難的共同敘事，因此也沒有共同的命運。在這些情況下，品格會遭到腐蝕；‘誰需要我？’成了一個無法立即得到答案的問題”。

桑內特的主張引人深思，他認為，“誰需要我？”是一個關乎品格的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整個制度在缺乏相互信任的組織中散發著冷漠，其中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被需要。這樣的冷漠正是在一次次企業再造中實現的，因為員工被利用之后便被棄之如敝履。這種做法明顯而殘酷地削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感，以及被他人需要的感覺。”

這是一種永續的、無止境的痛苦，它關乎品格和自我：人們在不確定的漂流中無法認真嚴肅地對待自己，更無法讓生活凝聚成為整體、超越存在本身真正活著。

《人生切割術》劇照。

我們用自嘲、發癲代替嚴肅的思考，用流于表面的社交代替真正的情感聯結，我們逐漸喪失了記憶和講述記憶的能力，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前乃至更久遠的過去，像一陣風一樣拂過我們的身體，卻沒有留下任何可追憶的印象、可再次體察的情緒。遺忘成了一種自保，把日子過下去剝奪了反思的可能。大多數時候，我們不敢去想自己未來會怎樣，會在哪里展開生活。那是我們無從把握的事情。

對此，桑內特直言不諱：“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在當下這個讓我們漂浮不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中，我們該如何書寫自己的生活史。”

這的確是我們共同的生命困境，比一時一地的生活更宏大的難題，無法用“小確幸”來自我安慰的基本事實——最終，我們會怎樣書寫自己？如果將這個問題放置在歷史中，就是：若干年后，會有誰來書寫我們？怎樣寫？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張暢；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