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長沙暑氣漸消，涼風輕拂，讓人神清氣爽。廢墟重建，岳麓書院每間屋子都散發著好聞的桐油清香。院內移栽的樹木，經過一年的培育，枝頭已有一簇簇惹人憐愛的新綠。沉寂了30余年的書院，開始有了笑語、琴音與書聲。

晨夕間，到處都是呼朋喚伴的身影。學子們穿著月白色的儒衫，戴著青黑色的儒冠，眉宇間洋溢著少不更事的歡欣。他們都是戰后新生一代，沒有噩夢纏身，也沒有悲傷記憶。焦土潭州（長沙）經過30年的建設，也逐漸恢復到了北宋末年的繁華，長沙再次成了荊湖南路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宋末年，民間書院一度被禁，岳麓書院差點成了官方冶鑄廠。后來雖然得以保存，但日漸衰落，形同虛設。南宋初年，兵連禍結，岳麓書院隨著整個潭州城一同毀于戰火，書院書生或死于抗金之戰，或歿于兵匪之亂。昔年的文化中心一度成為文化沙漠。前后好幾年，南宋朝廷陸續派出文臣武將進駐潭州，剿匪安民，廢墟重建，長沙才一點點恢復生機。

就在兩年前（1165年），潭州知州劉珙重建荒廢了30余年的岳麓書院。正是劉珙的一力推動，修繕一新的岳麓書院迎來她載入史冊的一場“首秀”。

一

這一天，理學新秀、福建才子朱熹來長沙訪學，而主持城南與岳麓兩座書院的張栻已趕去百里開外迎接。

百里相迎，這是多隆重的禮節啊!

對潭州百姓而言，朱熹或許還有些陌生。在宋代，詩詞才是聲名的最佳收割器。37歲的朱熹雖初具才名，但只在儒學思想領域。《四書集注》很多年后才會編撰出來，自然也不會納入科舉內容，新興理學，這時跟普通儒生都還挨不上邊，更莫說尋常百姓了。朱熹的重要性，此時還得靠張栻來襯托。能讓張栻親自跑那么遠去迎接，肯定不是一般角色。

張栻是誰？宰相之子。天子近臣。年紀輕輕，就經常出入皇宮，國內外大事，他都有建議權。何況，又有巨儒胡宏給他背書，一句“圣門有人矣”，便把他的“江湖地位”給確立了，順理成章地成了湖湘理學的接班人。此時張栻雖在家丁憂，但他的影響力依然可讓潭州許多官員黯然失色。

張栻的卓爾不群，讓潭州百姓與有榮焉。為什么這么說？這還得從頭談起。

理學鼻祖周敦頤雖是湘人，但并未定居過潭州。他悟道的地方，在江西贛州、九江、湖南郴州、永州。繼承他衣缽的，不是潭州人，也不是湖南人，而是遠在洛陽的程氏兄弟，之后程門四子，更無一人是湖南的。

福建大儒胡安國出自程門。他與胡宏等三個兒子宦游湖湘，也將周氏理學帶回了故鄉，可惜他們只在衡陽湘潭等潭州轄地設院傳道，使得當地的文化態勢異常活躍。而作為政治中心的潭州城，已經很長時間都不再是湖湘的文化中心了，這讓潭州人既焦慮，又慚愧。

現在，張栻正式接過胡氏衣缽，這意味湖湘文脈重歸潭州，潭州人自然是歡欣鼓舞。張栻雖為四川人，但五歲入湖南，十歲進長沙，其父張浚在潭州城南筑盡心堂，侍奉母親。少年張栻曾在這里度過很長一段時間，已將長沙當作了第二故鄉。之后時不時就會回家小住，休憩心靈，怡養性情。

南宋隆興二年（1164年），張浚病逝，張栻遵父囑，從臨安扶棺返湘。而早在三年前，張氏父子就在妙高峰下修建了城南書院。這家書院本是張浚給自己準備的，想退休后發揮余熱，現在他中道身殞，只能讓兒子繼承他未竟的事業了。

次年，潭州知州劉珙上任，重建荒廢了30余年的岳麓書院，第二年，他聘請張栻作為書院主持。一人掌管兩院，如此一來，張栻便成了整個潭州城的學問標桿。這既是張栻的榮耀，也是全潭州人的光榮，因為潭州人們早已把張栻當作了“長沙伢子”。

二

朱熹要來長沙訪學，這個消息，一年前，湖南儒學圈就人所共知了。這是知州劉珙四處宣揚的結果。岳麓書院作為北宋四大書院，重建后如何盡快恢復聲望，劉珙有自己的想法與手段。他就想利用手中資源，制造話題，互相抬升，彼此成就。

第一步就是力排眾議，聘請33歲的張栻做岳麓書院的主持，當時書院并沒有山長。之所以沒有一步到位，是因為張浚新喪，張栻當時正在孝期，做山長于禮法不合。

這么年輕的準山長，在岳麓書院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按資排輩的儒學圈來說，這個消息足夠勁爆，能引起人們無限的遐思與猜測。這正是劉珙希望的。他就等哪位不長眼的名儒，去找張栻理論學問，這樣事件就會進一步發酵，從而達到宣傳效應最大化。至于張栻會不會敗北？這完全不在劉珙考慮之列。他對張栻有足夠了解，也就有足夠的信心。

劉家與張家交好。劉珙的父親任職陜西時，曾被張浚提拔，是張浚的鐵桿擁躉。之后兩人同氣連枝，沉浮與共。正因為這樣，盡管初來乍到，劉珙對張栻的了解，也不比潭州任何人差。他不怕別人說閑話。相反他倒希望有人說他任人唯親，這樣就能引起更多圍觀。無奈張栻的聲名，早在長沙家喻戶曉，盡管他還很年輕，但受聘岳麓書院，竟沒有半點異議，一切都仿佛理所當然。

既然這樣，劉珙就得另外制造話題了，邀請朱熹前來訪學，就相當于書院重開的酬賓大活動。他希望能借此舉，助書院迅速重返巔峰時代。

而朱熹的學問底子如何，他更加清楚。朱熹是他父親的義子，他的義弟，又是叔叔劉子翚的學生，如果能來書院跟張栻公開辯論，所爆發出的文化當量，絕不亞于火星撞地球；所產生的宣傳效應，絕對是現象級的。

在自己腦海，劉珙已將那個舌燦蓮花、唇吐璣珠、勢均力敵的精彩場景想象了無數遍。而每想一遍，心頭就會火熱一陣，血液就會沸騰一次，催促朱熹盡快赴約的信函就會又多一封。

他不怕大張旗鼓，他相信朱熹會應約前來。朱熹此時跟張栻一樣，正賦閑在家，有的是時間。他沒有理由不幫自己。何況劉珙從張栻那里得知，近幾年兩人通信頻繁，已積累了大量的學術分歧，需要見面理論清楚。現在劉珙以官方的名義相邀，那么差旅食宿費用，就不需要全部由私人承擔了。

反正要見面，完全可以公私兼顧。劉知州要他們做的，不過是來幾場公開辯論，以饗潭州觀眾，以振書院聲威。這對他們來說，如沙地拔蘿卜，不過順手而來的事。

長沙這邊翹首以盼，可好事多磨，朱熹三次起意動身，但三次被瑣事所阻。等得著急的劉珙，卻因郴州平叛有功，升遷了。乾道三年一月，他就接到了朝廷的調令，但直到六月，他才悵然離開長沙。岳麓書院注定要來的那場盛會，他終是不能親躬了。

好在繼任者是張孝祥。為什么是張孝祥？估計也是劉珙舉薦的結果。張孝祥認劉珙為老師，又得到過張浚的提拔。既然自己要調回朝廷，讓張孝祥接手潭州，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張孝祥上任伊始，立馬發信，催促朱熹盡快動身。同時多次與張栻敲定活動細節。

三

這起事先張揚的會講，所取得的成功，超乎想象。

張孝祥與朱張都是同齡人，南宋狀元郎，本是風流才子，又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平時就喜歡呼朋引伴，雅集群聚，填詞飲酒。對類似活動的調度，他得心應手。

會講持續了好些天。張孝祥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貼貼。那幾天，他推掉官場俗務，全程陪同，讓朱熹好不感動，與人私信大加夸贊，“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

那時張孝祥的名氣，比朱張都要大得多。宋代詞人排名，張孝祥差不多能躋身前十。一首《念奴嬌·?過洞庭》，美得令人心尖打顫，無論什么時候吟誦，肌膚都會產生應激反應，乍起一層雞皮疙瘩。

有如此風流人物陪襯，活動能不成功么？那些天，潭州城大小客棧，人滿為患。書院門口的飲馬池，被吸干半截。書院大廳，八仙桌被移至檐前，朱張側向而坐，身后是兩人的親友團。

當時朱熹只有弟子林用中跟著。林的學問做得很好，名氣也大，雖自稱朱門弟子，朱熹卻將他視作畏友。因主場優勢，張栻的親友可就多了。有胡宏的同窗與弟子，也有他自己的弟子與晚輩。歷史留名的，就有近十人。親友團雜坐一起，未分楚漢，朱熹也就沒有客場尷尬。

前頭就座的，是潭州城以及附近州府受邀或慕名而來的官僚宿儒。之后就座的，是城南書院與岳麓書院學子。再之后，就是抱各種心思、從各地趕過來的儒生。這類人都有秀才身份，庭院太小，沒法給他們設座。好學的童生與看熱鬧的百姓，則只能在外庭圍觀。晚上，潭州百姓眉飛色舞地傳播道聽途說的八卦新聞時，私塾老師們則云里霧里地給各自帶來的童生，夾敘夾議白天的精彩內容。至于八卦的真實性與解說的準確性，只能交由老天評判了。

那年，書院的主體工程已經完工，但配套措施還沒跟上。張朱沒有住在岳麓書院，而是住在城南書院或盡心堂張栻家中。所以，朱熹來訪的那段時日，潭州百姓每天會看到一群英姿勃發的讀書人，早晨從河東渡往河西，黃昏或夜里，又從河西渡往河東。這本是潭州城南門來往西東的一個渡口，因朱張帶著學子來來往往，很快就被老百姓喊成了“朱張渡”，潭州官員因此勒石以銘。這個約定俗成的稱呼，一直沿用至今。

這幾場會講，事先應該是排練過的。更多的是向外界闡述他們的新觀點。互相之間的質疑與辯論，都控制在理性的范圍，不可能真的唇槍舌劍、針尖對麥芒。會講氛圍熱烈又不失和諧，兩人面含微笑，侃侃而談，各抒己見，互謙互敬。在公眾面前，展現出了新儒學帶頭人足夠的智慧、學養與胸襟。

真正的交鋒，則在私底下，只有幾個熟人在場，甚至有時只有他們兩人。那些天，在岳麓山巔，在湘江河灘，在妙高峰下，兩人時不時就會爭論起來，論到酣處，聲音不由自主就高上幾分。待一人莞爾一笑，另一人才乍然驚醒，為自己的失態而搖頭致歉。最后彼此會心互指，哈哈大笑，江灘鷺林鳥驚飛，在空中盤旋。

張栻出生四川，朱熹出生福建，山遙水闊，兩人看起來沒什么交集，但其實他們的父輩、師長與親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單騎入臨安，力諫孝宗重拾抗金之心。朝廷雖未采納他的攘夷之策，卻委任他為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而不受，重返福建。臨行前，第一次見到張栻。兩人由此相識。因家世相厚、學問相近，理念相同，才華相當，京城相聚雖短，但傾蓋如故，兩位年輕人很快就結下了美好情誼。

張浚病逝，張栻扶棺西返。朱熹從福建出發，半途哭祭。兩人相遇于南昌，又沿贛江逆流而上，至豐城，朱熹才揮手告別。三天的舟中相處，沒有別的娛樂，清聊益發深邃，彼此敬佩有加，由此互托知己。

接下來的三年，兩人通信頻繁，無話不談，由此也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分歧，這也是見面后有時會吵得一塌糊涂的原因。在這一場場漫長的爭論中，彼此的情誼不減反增。

這次相聚，遠迎于淥江書院，會講于岳麓山下，夜棲于妙高峰旁，游覽于衡州南岳，最后分別于株洲淥水。將近三個月的形影相隨，兩人的感情如何濃至深處？有他們留下的149首唱酬詩可以剖析。張栻說“南山對床語”“已抱離索憂”；朱熹則說，“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嘆增綢繆”。還在南岳游玩時，張栻就已離愁縈懷，憂思重重了。而想起明朝即將分別，朱熹整夜未眠，末了只是不停吟詠張栻的送別詩，心中的惆悵濃得化不開。那番情境，讓人不僅想起柳永《雨霖鈴》中的意境。

張栻夸朱熹“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朱熹贊張栻“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我認為你豪情可冠九州。你卻說，從我這里得到了整個世界。這些，足見兩人的惺惺相惜。

四

很顯然，劉珙的預期目標達到了。岳麓書院以朱張會講為契機，明習時務，鉆研經典，創新觀念，很快就聲名鵲起，“于時遠近向慕，弦誦之盛，出于鄒魯。”說是岳麓書院吸引了四方學子，教育盛況甚至超過了孔孟之鄉。

這個評價，相當高了。有些學子甚至“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為恨”。這里的湖湘，代指岳麓書院。朱張會講后，岳麓書院也被看作“湖南道學之宗”，其求真向學、傳道濟民、經世致用的流風余韻，對全省乃至全國成風化人的書院教育，影響深遠。

“憶昔秋風里，尋盟湘水傍”，這是晚年朱熹的詩句。而在當時，朱張兩人的腦子里其實并沒有結盟的概念，都以為只是好友之間，純粹的學術探討，但他們也沒想到，朱張會講成了新儒學燎原的一次伏筆，潭州儒學邁進一個新時代。

朱張不知道的是，作為時代巨子，兩人掀起的氣流，后來竟演繹成了歷史風暴。這看似一次探親訪友，本質卻是一次文化結盟。使得閩學與湘學，很快成了南宋顯學。不但如此，理學也就此走出小打小鬧的學術圈，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觀念革命，以理學為核心的新儒學取代了舊儒學，一躍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后元、明、清三朝，由朱熹批注的儒家經典，成了科舉的必考內容。

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南宋初期，理學研究雖然還是各自為政，但在閩、湘、川、贛、蘇已遍地開花，就像一小片一小片的根據地，只要打通他們之間的關連，就可以星火燎原，變成思想觀念的大片解放區，繼而席卷全國。

時勢造就英雄，而英雄又改變時勢。朱張二人應時而生，長沙的這次相聚，相當于一次觀念上的破冰行動。在之前的多次通信中，兩人發現了彼此的相同與不同。因為牢不可破的友誼，讓他們愿意坐下來，彼此驗證，查漏補缺，互相成全。

經過仔細推敲，認真探討，朱張發現那些不同的觀點，有些只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線，方向卻是一致的。只要在兩者間架設連通的“枕木”，理學的“火車”就可以風馳電掣了。而另一些觀點，看似不同，其實也沒多大的偏差，只要互相稍微靠近，就可以找到互相重疊的部分。

至于那些完全相反的觀點，那就看各自的學問與辯才了，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我折服了你，你就得選擇信我。而如果誰也說服不了誰，就擱置爭議，將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彼此都認同的學術研究里。

這種觀念整合，非朋友之間不可，否則很難成功。長沙相聚之后，朱張再寫新著，都要先寄給對方修改，對方首肯后，才敢刊發出來。兩人甚至還在某些著作上，共同署名推出。

八年后，朱熹與陸九淵兄弟在江西鉛山縣有一場辯論，史稱“鵝湖之會”，因為互相之間早有成見，結果針鋒相對，不歡而散，心學也由此從理學中徹底分離出來，再不能形成合力，彼此助推，互相成全。

或許正因為這樣，朱熹在去世前，才會遭遇思想革命的“倒春寒”，以致離群索居，郁郁而終。守舊官僚不但將朱學為代表的新儒學視作偽學，還將朱熹視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之徒。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新儒學替代舊儒學已成為一種必然。朱熹逝世后僅兩年，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再次洶涌而來，席卷整個南宋王朝。

可惜的是，張栻將“湘學”推至巔峰時，猝然離世，年僅47歲。很顯然，若他離世沒那么早，朱熹未見得能坐穩孔孟之后的第三把交椅。但歷史容不得假設，潭州人們只能在無限悵然中，合上“朱張會講”的那一頁。

但不管如何，這場聚會的意義是劃時代的，它幾乎決定了后來中國社會幾百年的科舉生態與社會形態。這次求同存異的學術結盟，讓朱張成了歷史天幕上燦爛的星辰。

作者簡介：謝宗玉，湖南長沙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現任湖南省作協副主席、毛澤東文學院管理處主任。代表作有《遍地藥香》《賊日子》《與子書》《涂滿陽光的村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