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半。

地鐵即將進站，擁擠的人群開始自發地、有規律地在車廂里“涌動”，有人往開啟車門的方向移，“下車嗎”，“借過一下”，有人側身，有人挪了幾步，有人拉了拉行李箱，還得繼續坐幾站。下車的人來不及說一聲“謝謝”，急匆匆站上了去往地面的電梯、步梯。接著快步走向上班的地界——當然幸運的話，也可能隨手掃了一輛共享單車——這個時候，越是靠近目的地，越是可能遇見同事。或許你們都是“社恐”，使出渾身解數，用一個尷尬的微笑打了招呼；或許同事都很熱情，上來就是一番不間斷的問候，“你吃飯了嗎”“最近忙啥”“你們部門怎么樣”“你和你對象什么時候結婚”，凡此種種關心都是有可能的。幾分鐘后終于來到工位。剛坐下，有同事走了過來，送上每日必來的寒暄，問了問你某項工作的進度，能否順帶幫助他（她）解決一個小問題。此時隔壁工作間傳來此起彼伏的笑聲，他們在聊著某件有趣的事，似乎是終于拿下了某個合作項目，但從語氣聽好像又是“職場八卦”，雖然不會有人如此大聲地談笑八卦。后來他們散開了，有人走到你跟前，可能要問你什么。

《年會不能停！》（2023）劇照。

人來人往，一路匆匆。

多年后，你和多少以前的同事、同學在繼續聯系呢？不用等到將來，或許你此時此刻就能給出答案，畢竟你知道你自己最不愿意交往的是什么人，會和誰成為朋友。這是一套獨屬于你“拒絕誰”和“接受誰”的標準，它隱藏在你心底。

“最煩假惺惺的人”“最煩愛裝的人”“最煩犯蠢、沒常識、太笨”（網絡稱“厭蠢癥”），我們通過種種辨別的方法塑造了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我們也可能在某個瞬間發現與某某做不了朋友，在你們之間隔著一道似乎跨不過去的階層之墻，關于消費的、關于理財婚戀觀念的，也關于音樂藝術品位的。這有可能發生。甚至，社會階層也由此得到再生產。

好吧，到此，關于友誼的形成已經有兩種猜想了：一種是結構主義的，認為相似的人結交，“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布迪厄就講具有相似品位和偏好的人傾向于天然地相互喜歡；另一種則認為人與人之間有各種各樣的劃分人群的邊界，如社會聲望、經濟財富，還有道德修養，在某方面不合，不意味著在其他方面也不合。有的邊界并不是“結構”，相似的人未必成為朋友，不同的人未必不能成為朋友。他們有各自的做派，他們會互相看不上，有鄙視、有吐槽，他們也會與自己并不相同的人“打得火熱”……上世紀末，有人做了上百次訪談去了解交友這件事。

撰文｜羅東

《金錢、道德和做派》，[加]米歇爾·拉蒙著，謝天、珍櫟譯，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4年7月。

擇友的范圍

1987年，叫米歇爾·拉蒙（Michèle Lamont）的年輕人結束了博士后最后一年的工作，接著應聘到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的教席，擔任助理教授。這在如今被認為博士“過剩”的年代讓多少博士畢業生可望不可及？在當時倒是比較尋常。也是在這一年，她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展開了一項頗有理論野心的研究計劃。原定在11月開始的訪談，臨時改為了12月——這是從她“訪談程序”里統計出來的，她本人并沒有透露具體的緣由。此后兩年，她和研究助理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項研究上，在紐約近郊、巴黎近郊等地“尋找”（她用的是傳統的電話抽樣方法）中產男性做訪談。1992年，她這項研究的專著《金錢、道德和做派》（Money, Morals, and Manners）出版，副標題是“法國和美國中上階層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這本書讓劉易斯·科塞（Lewis Coser）等眾多大家成為其讀者。他們贊賞她在研究中展現的訪談技藝和理論突破。是的，她年紀輕輕就挑戰了當時炙手可熱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3年，她順利地獲得了終身教職。可見這本書在其中的貢獻分量。

當初讓拉蒙著迷的問題是有關符號、階層邊界的文化研究。她訪談了法國和美國160位被認為事業和人生成功的男性，包括專業人士、職業經理人和商人，并將他們統稱為社會中上層人士。

她希望知道，他們會選擇什么樣的人成為朋友？

愛德華·霍珀作品《自助餐廳的陽光》（1958）。

按現在的標準審視，這個提問恐怕是會被反思和被批判的。仿佛其他人都被對象化了，渴望融進中上層圈子，排著隊讓他們篩選。選擇者、被選擇者，主體、對象，凝視、被凝視，凡此種種關系，每一種都可以說上若干后現代主義。但是，去掉他們的階層身份，也不過就是一個普通的問題，畢竟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擇友標準。不同的是，他們在選擇朋友的過程中因為遵循和發展了某種標準，結交了誰，排斥了誰，尊重了誰，鄙視了誰，群體邊界和階層再生產問題，躍然紙上。

“我喜歡的精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思維方式的巧妙縝密、存在方式的敏銳。我真的是很喜歡那些在審美品位、行為舉止、自我展示和思維方式上達到精雅境界的人。”

這是一位法國建筑學教授的回答。拉蒙給他的化名（其他受訪者也為化名）是迪迪埃·奧庫兒，他“坐在四壁掛滿藝術品的巴黎工作室里”接受訪談，講述起家族史，把祖上在殖民地時期的經歷重塑成“具有異國情調的迷人故事”。雖然拉蒙在這個地方并未加以描述和評說——她的研究者身份要求她只做客觀性敘事，不允許她這樣做——不過作為讀者，大概也能想象被訪者奧庫兒口若懸河的場景。他通過講述一段有起源、有轉折、能與大歷史產生聯系的家族史，來展現其階層身份的淵源。至少缺乏歷史的“暴發戶”在他的心中是不值一提的。當物質和財富條件無法區分他們時，歷史就變得重要了。奧庫兒說，他的朋友得有藝術天賦、充滿活力，以及同等重要的是富有想象力，因為他認為“想象力正是生命活動中最崇高的維度”。奧庫兒還有一個重要標準，那就是他喜歡有距離感的人，“這是精雅和貴族理想的一部分，你看，‘貴族’（aristos-cratos）這個詞由‘aristos’和‘cratos’組成，‘cratos’的意思是‘頂尖的’。我喜歡這個定義，距離意味著對他人的尊重。”按照這些標準，生活方式無聊的、缺乏想象力的人必然不能進入他擇友范圍。

《托斯卡納艷陽下》（Under the Tuscan Sun,2003）劇照。

中文版的校譯者在腳注指出“aristos”本義是“頂尖的”，“cratos”本義是“權力”，當然也有“力量”之義。奧庫兒的解釋則疑有誤。不論他解釋如何，這與現代意義上的“距離感”好像都沒有多少直接關系。他借此大概只是為了說明他本人看重的絕非友誼中“無話不說”的親密，也不是金錢，而是某種與文化修養有關的尊嚴。難怪拉蒙說這位建筑學教授形容他自己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

也曾自卑

拉蒙在紐約近郊訪談了一位經濟學家，約翰·布魯姆，他自認沒有多少審美能力，宅邸的裝修風格全由妻子操刀。屋內擺放著古董家具，這是一種彰顯品位的陳列方式，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見到一些。哪怕是剛成為精英的人群，也偏愛此種風格。靠個人而非家庭取得成功，原本是一件更值得炫耀的事情。除了宣揚“白手起家”的成功學敘事，似乎沒有多少人愿意只講他（她）個人的成功。布魯姆說，古董家具都是妻子的傳家之寶。讀到這里，我們都感受到了，這就不是金錢的問題，是買不到的家族史。

不過，布魯姆本人似乎還是缺乏足夠的信心。他此前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上班，被職場政治搞得精疲力竭后，跳槽到一家咨詢公司。

“當我接到不請自來的電話，或是業務伙伴主動向他人推薦了我，那是最令人愉快的。我的自尊心需要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渴望，一種需求，去感受我所做的事，相信自己干得很出色，其他人也認為我做得很好，這是一種對外界認可無休止的追求。”

他還是渴望被同事和合作伙伴認同的。假如沒有這部分，他只能把自個兒定義為失敗者。幸運的是，他依靠他的本事和努力得到了尊重；遺憾的是，當他見到那些看上去擁有一切的人，立馬感到低人一等。要是有人“容貌英俊、服飾考究、知識淵博、口才一流，周游了世界且功成名就——我便會覺得自慚形穢，望塵莫及”。

布魯姆最滿意的，或者說可能是唯一讓他感到有安全感的是其求知欲。他始終處在把自己“知識化”的過程中，他說：“我注重的是嘗試回答關于人生的某些基本問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發展你的心智，你的思維過程，你對事情的反思能力。只有這樣，對我來說，我才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不平庸的。”

維爾姆·哈默肖伊（1864-1916）室內系列作品之一，“房間里的讀書人”。

讓我們把這件事說得簡單一些，借用他的話來說，他“絕對是那種會把自己包裝成知識分子的人”。“包裝”這兩個字用得微妙，如果他不是在用某種解構意味開玩笑，就是底氣不足，與他見到更成功者的自卑情緒是一致的。可惜的是，關于這一點拉蒙沒有告訴讀者更多。倒是她把書寫到一半（見中文版189頁），不客氣地指出，“布魯姆不太清楚‘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社會身份類別的含義，因為他將‘知識分子’和‘致力于智性活動’的概念混為一談了”。

所以布魯姆先生，你在外人眼里可能連“知識分子”也不是了。實在是殘酷。

拉蒙解釋說，知識分子的文化標準是模糊的，“美國的大眾媒體也不像法國的大眾媒體那樣經常使用這一身份類別”。但是，作為研究者，哪怕不是在“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中明確界定其使用的概念，在論述中，凡是在做分類工作時都有必要對概念進行清晰的“操作化”。她歸類的標準是什么呢？必得喜歡采用抽象的表達方式，比如“在談到他們最近閱讀的書籍時，這種抽象傾向很明顯……從我們互動時的語氣來看，有些人顯然喜歡辯論式的討論”。照這么說來，布魯姆的“知識化”似乎還達不到這一條標準？不夠抽象，不夠文化。不知他本人讀到這本書是怎樣的感受。

讓道德問題浮現

在上面兩位受訪者的講述中，我們至少讀到，凡有關文化的、物質的條件，都在定義一個人的社會位置。拉蒙采納了布迪厄的一個觀點，即“共同的文化風格有助于階級再生產”。她在引用這句話時特別用了“有助于”這個表述。文化風格方面的差異，未必就直接轉換為等級化。布迪厄《區隔》（Distinction）的論斷是有一個傾向的，也就是說，他認為具有相似品位和偏好的人傾向于天然地、自發地相互喜歡，也就是說選擇與自己相似的人做朋友。拉蒙認為這是結構主義限制了他看到問題的多樣性，有些符號或者說邊界比較弱，并非牢不可破。符號的邊界強度問題在布迪厄那里是未被提到的。對強度的分析也因此構成拉蒙在文化研究上的理論貢獻之一。

紀錄片《區隔及其產生機制：皮埃爾·布迪厄如何研究我們的日常生活》（Die Feinen Unterschied und Wie Sie Entstehen: Pierre Bourdieu Erforscht unseren Alltag，1983）畫面。

道德就是一個例子，“事實上，對于道德敗壞行為的不同定義往往共存并相互抵消”。

弗朗索瓦·雷諾，一個醫生，接受訪談時五十余歲。

“我喜歡人單純樸素。我不在乎他們的社會地位。戴有色眼鏡看人是不對的。我認識各個階層的人，有的沒上過什么學，旦非常聰明，他們會帶給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我喜歡誠實的人，還有說到做到的人……我不喜歡那些總想驚艷四座，依仗他們的頭銜而自我膨脹的人。我覺得他們缺乏慈悲與愛。他們除了自己誰也不愛。”

雷諾的回答使作為聽者的人們——包括拉蒙——看到在道德這個維度上，階層的邊界被打破了。他住在鄉村別墅，按拉蒙的描述，其住處有蟲鳴聲和噴泉聲。他喜歡結交各種朋友，標準只有一個：為人誠實。兩人在友誼中能坦誠相處也就夠了。雷諾的回答是否考慮到平等主義的影響，是未知的。畢竟，他不可能面對訪談者直言不諱地講他厭惡失敗者或“下層人”這種舊式說法，凡是談起其他階層的人，能被接受的、正確的回答必然是“不在乎他們的社會地位”。

《老友記》（Friends）第三季（1996）劇照。

我們不知道拉蒙是如何向雷諾提出這個問題。她在研究方法部分只講了如何開啟話題的技藝，比如寒暄和閑談是必要的。如果她在提問中直接或間接用到“是否會在意朋友的家庭背景”“是否會去主動認識其他階層的朋友”等表述，那么提問就不可避免有誘導性。受訪者的回答就需要加以甄別。或許，這只是“杞人憂天”，沒有必要的擔憂。重要的問題是，道德這一被忽視的問題由此浮現了。拉蒙認為，結構主義的視角關注的是文化和物質，懸置了道德。

如果我們從方法和操作上來講，文化和物質其實也是最容易度量的，一項研究，即便用的是質性研究之法，也需要告知對所使用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物質不必多說，通過收入和財富即可測量。文化難一點，不太好清晰界定誰有文化、誰更有文化，但是也勉強能通過職業、教育和表達方式分類。道德呢？其標準大概是漂浮不定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看法，此時有此時的定義，彼時有彼時的說法。仿佛唯有依靠主觀的“識人術”才能識別一二。當然，這只是從操作層面來講。拉蒙的意思是，這是結構主義在理論上的回避

誰能拒絕誠實的人呢？

“你好嗎？你妻子好嗎？你的孩子好嗎？”

一番熱情的問候，本來表達了對聽者家人的關心。但是讀到此處，講述者把三個問句連在一起，一口氣講完，仿佛我們還能感受到某種語氣上的升調。這已經是不滿的表現了。講述者是一家大型現代醫院的首席財務官約翰·貝利，他手下約有75個人，依社會經濟的標準看，他在事業上屬于成功者無疑。他“吐槽”的是他那虛情假意的老板，那個人的問候“看上去總是發自內心……他說這話的時候并不是真的在乎，那都是表演”。接著，他講起是如何知道老板是一個“虛偽者”的。

“我們去參加會議，或者專業人士聚會時，就是這樣，我坐在他旁邊，他會悄悄地指著一個人問我：‘這家伙是誰？’我告訴他那個人的名字，他就會上前跟那個人打招呼，那番動作仿佛是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可他剛才連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不覺得他是發自內心的……我喜歡人們做自己。跟朋友在一起時，我不需要裝腔作勢，假裝是個什么人。”

讀著這段文字，我們或許都能想象貝利的表情，比如有比劃、翻白眼。拉蒙沒有告訴讀者這些有關受訪者動作的部分。我們只是根據其中的描寫，自然地聯系到在生活、在影視劇中見到種種類似做派。總有一種人，他們對任何人都一樣，問候這或問候那，持續的提問似乎在傳達著關心。“仿佛是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這個“控訴”簡直絕了。當然，熱情沒有錯，通過熱情，一個人也能快速結識其他人，人脈廣了，能在需要時獲取信息或資源。在道德上，此種做派很可能成為人們說的“虛偽者”。

《職場殺手》（Le couperet，2005）劇照。

有一位叫喬·科恩的跨國公司經理，管理著90名下屬。他從另一個管理者的角度給出了“辯護”（請注意，拉蒙本人沒有把他們對比著講）。

“你知道，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上，重要的不是你工作有多努力，而是你工作得多聰明。我需要向人們表現我對他們的關心，而且是發自內心的，不是逢場作戲。祝福別人度過愉快的周末很重要，我會在每個節假日給他們寫個祝愿卡：‘按照傳統，我要祝您和您的家人度過一個快樂和安全的復活節’。”

是例行公事營造友好的工作氛圍，還是虛情假意，聽者自然會根據講話者的性格和平日做派去識別。

那么，他們是如何定義誠實的？有意思的是，拉蒙在這里使用的是一位法國受訪者的看法——或許是她認為有關抽象的問題得問法國人。

丹尼·霍米埃，文學教授，他是這么講的：“對我來說，普遍意義上的誠實，心智上的誠實，物質上的誠實，對自己的誠實，對他人的誠實。誠實之中蘊含著榮譽。（誠實的人）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的內涵肯定不僅僅是說你該偷竊鄰居的東西。”也有法國受訪者認為所謂誠實是不得已才遵守的規則。組織高管培訓課程的盧克·杜普伊就說，“誠實的人讓我發笑。這個詞本身就有點蠢：‘誠實，他是個老實人。’我認為，假如人們誠實，那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那樣。當我誠實的時候，是因為我不敢不誠實。說真的，我倒想不誠實……”他這么一說，反倒讓人認為他絕不是不誠實的人，他將內心的真實念頭講了出來。他還說“我覺得能偷東西挺了不起的，撒謊也是。毫無疑問，我自己也撒謊，所以我很清楚這一點”，如此坦白，他好像更讓人無法討厭起來了。他這話倒是可以追溯至商品經濟興起前夕伯納德·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

對了，她在訪談中還發現，除了誠實，能力也是他們（美國而不是法國的受訪者）看重的道德，一種有關職業的道德。他們厭惡無能的人。活力、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是被贊賞的，但是，就像一位叫讓·德特里爾的受訪者講的，“野心有好有壞。一種是因為想追求某種工作目標，想要個人成長，這是很好的。但是另一種野心，僅僅是為了超過別人，僅僅是為了獲得領先的快感，這是不好的，因為這不是人活著的目的”，有何種能力、如何展現能力，似乎也有一個關于度的問題，是放肆、放大還是克制，將決定能否被尊重，能否被接納。

《穿普拉達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劇照。

我們自然可以追問，職業道德上的能力是否與階層就沒有關系。總有人因為缺乏機會和資源無法進入某種或某幾種行業，并且在生活空間上表現出階層分布特征。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拉蒙也沒有分析。而這部分則是她批評的結構主義擅長的地方（近年來的中文版新書有羅伯特·帕特南的《我們的孩子》、戴爾德麗·馬斯克的《地址的故事》等）。拉蒙本人呢？她讓我們見到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友誼沒有多少天然的、必然的階層屬性。“誠實”還是排在了前面。

誰能拒絕誠實的人呢？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羅東；編輯：西西；校對：劉軍。封面題圖素材為《年會不能停！》（2023）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