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客戶端訊 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今天（12月26日）進行了2024年最后一次新聞發布，聚焦二里頭遺址、殷墟王陵區、山西昔陽鐘村夏商墓地、三星堆遺址最新考古發現。

古城村遺址發現的3條壕溝和1道夯土墻令人遐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介紹，2024年在二里頭遺址的“工西一區”發現了該區圍墻的東北角，首次完整揭露出十字路口區域四個分區圍墻并立的布局。每個區域外側都有圍墻，顯示出二里頭遺址可能存在棋盤式的布局結構，每個網格可能有不同的等級或功能。這種有規劃和近乎平行的主要街道走向的布局方式，在龍山時代的嵩山東南麓和海岱地區的多個遺址都有發現，并為商周的都城所沿襲。

二里頭遺址宮殿區17號基址航拍平面

在遺址宮殿區中部新發現17號建筑基址，位于以往發現的1號宮殿與5號建筑基址之間，南、北兩組修建于夯土臺基之上的排房式建筑值得關注，其中北側排房式建筑結構較為清晰，面闊5間、進深1間，東西寬度超過40米，面積約310平方米，初步判斷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

古城村遺址東北角航拍圖

二里頭村因與古城村因相距二里而得名。古城村遺址北依邙山，南臨洛河，新發現二里頭文化時期的3條壕溝和一道夯土墻令人遐想。這些壕溝和夯土墻整體位于二里頭遺址東北方，大致平行，且與二里頭遺址主干道路、墻垣、夯土建筑等主體遺存的方向一致，在東、北方向對二里頭遺址形成圍合之勢，專家推測它們很有可能是二里頭都邑**的壕溝和城墻。夯土墻和相關單位出土陶片的最晚年代均為二里頭文化二至四期，與都邑相同。

古城村遺址G1剖面

這些壕溝、夯土墻的更大分布范圍，壕溝、夯土墻本體以及它們圍合區域的內涵、時代和性質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索。但古城村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為探索二里頭遺址的范圍提供了新材料，對研究洛陽地區夏商時期聚落形態具有重要意義。

洹河北岸初現大邑商三橫三縱的骨干網絡道路

殷墟遺址武官東地發掘現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研究員匯報了2024年殷墟遺址的階段性考古成果。結合考古勘探、發掘工作，洹河北岸地區初現大邑商都城的三橫三縱骨干道路網絡結構。在武官東地考古確認縱向干道L3，路溝長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車轍痕跡，每組間距為1.2米，這是已發現的兩端明確、長度最長的大邑商城市干道。這條商代晚期干道，探方內寬18米，復原寬度21米左右。路面上鋪細沙，路土中有很多小石子、以及殷墟三、四期的碎陶片，還出土了青銅馬鑣、石器等。

武官南地勘探發現洹河古河道北岸

縱橫交織的干道網絡以及溝渠的發現，填補了該區域大型線性遺跡的空白，構建起大邑商都城空間的骨干框架，是研究大邑商都城規劃布局的新突破。

發現洹河古河道 的南、北岸各一段。與今天的安陽河河道走向不同，對研究洹河與古代人居環境有重要意義。

西北岡商王陵區發掘現場

西北岡王陵區也有新的發現。王陵區東圍溝內探出大片陪葬墓，明確兩圍溝之間的中北部為空白區；鉆探確認王陵區西周早期聚落的面積超過8萬平方米，這是殷墟范圍內發現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

在商王陵區西圍溝東面發掘祭祀坑48座，祭祀坑分大、中、小三類，以大型為主，通過發掘確認可分為6排，多殉葬馬，還發現有三人殉象的祭祀坑。此外還有人、牛、狗、豬、象、鳥等。明確新發掘大型祭祀坑的填埋特點，夯土和填土都有差別，可能是不同次祭祀的結果。

王陵區考古發掘以及多學科綜合研究，為研究王陵區分區、商代祭祀活動及其形式、商代社會性質等提供了新資料。

山西省昔陽縣鐘村墓地：填補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2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落實“先考古、后出讓”政策，對鐘村墓地開展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取得重要收獲。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范文謙研究員介紹，鐘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鐘村社區，因“考古前置”發掘墓葬13座，時代從夏商至戰國時期，其中5座夏商之際的高等級墓葬，集中分布于2000平方米范圍內，排列有序。

鐘村墓地M10墓室

墓葬形制為近方形土坑豎穴墓，葬具為多重棺槨，有器物箱，是以男性墓主為核心的多人合葬墓，出土陶器、漆木器等50余件（套）。10號墓規模最大，長、寬均超過6米，墓室面積達46平方米。墓室為豎穴土坑，有熟土二層臺，內用石塊構筑大型石槨，長寬均達4米，石槨內置木槨，木槨內并列放置三個木棺，棺內各葬一人。中棺墓主為男性，身體涂朱砂，頭頂覆有扇貝，左側股骨下隨葬綠松石嵌片牌飾，具有明顯的二里頭文化因素。陪葬的女性位于兩側，身體涂朱，無隨葬品。北壁有壁龕，龕內殉葬有一名男性，無隨葬箱。槨室內北側置長方器物箱，出土有漆木器、陶斝、陶罐。個別有彩繪。

鐘村墓地M10綠松石牌飾出土照

其他墓葬內還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隨葬品，部分陶器表面裝飾大三角紋、連珠紋等，表現出較明顯的下七垣文化因素。

圍繞墓葬年代、人群來源、親緣關系、植物考古、文化交流等問題，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山西大學等多家科研院所開展多學科合作，初步認為鐘村墓地是一個以父系為本的家族墓地，人群來源主要是本地居民；綠松石成分及礦源研究表明，鐘村綠松石制品礦源與二里頭綠松石礦料的來源相同，都來自東秦嶺地區。近方形的墓壙、普遍設置熟土二層臺、多重棺槨、多人合葬、器物箱放置隨葬品，采用半剖的原木為葬具，墓主人頭覆扇貝等葬俗，顯示出濃郁的地方特點。

鐘村墓地M10器物箱

鐘村墓地是目前夏商之際黃土高原東部發現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墓地，葬俗具有濃郁本土特征，同時還受到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響，顯示出多元匯聚的文化面貌，填補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進一步的考古在開展中。

三星堆遺址：發現了目前國內最早使用銅器芯撐技術的實例

三星堆遺址是考古中國之“川渝地區文明進程研究”項目，2022年以來持續開展考古與文物保護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研究員介紹了在三星堆遺址北部月亮灣的玉石器作坊、人工土臺以及建筑基址等新發現。

三星堆真武宮地點發掘現場

玉石器作坊位于月亮灣臺地中部，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發現有成堆存放玉石器坯料、廢料、成品、半成品，許多玉石器上有明顯的加工痕跡。發現集中分布的瑪瑙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積、石器坯料堆積、石器廢料堆積、玉石器殘片堆積、石斧成品坑等。這些與玉石器生產加工密切相關，代表著生產加工玉石器的不同環節。這是在三星堆遺址首次發現的玉石器手工業作坊。玉石器作坊位于距離三星堆8個祭祀坑以北約一公里處，距離1927年首次被發現的三星堆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直線距離不到100米。

三星堆玉人頭像

作坊內發現4000多件玉石器種類豐富，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玉有領璧、玉鑿、瑪瑙珠、綠松石珠、綠松石片、分解的石人像、石圭、石璧、石琮、石璜、 石斗笠狀器、石蛇、石斧、石錛、石鑿、礪石等20余種。玉石器原料包括板巖、砂巖、凝灰巖、閃石玉和蛇紋石玉等多種材質。生產、生活工具主要采用硬度較高的砂巖、凝灰巖和流紋巖等。禮儀用具則采用質地細膩的閃石玉和蛇紋石玉。本次考古新發現，有助于解答三星堆玉石器原料來源、制作工藝技術、生產流程和流通方式等問題，顯示出社會的復雜化程度，也為未來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

三星堆石人頭像

人工土臺位于玉石器作坊以南，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堆筑方式為“斜坡堆筑”。人工土臺可分為三級，表面發現1座復合式“木（竹）骨泥墻”建筑基址，平面呈長方形，已清理部分的面積超過200平方米，房址基槽內填充陶板狀器。考古勘探發現，遺址東部倉包包小城及南部臺地存在大型水網、東水門和東北水門，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

三星堆銅耳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16家單位同步推進三星堆出土文物保護修復項目，完成祭祀區出土金面具、鳥形金飾等4062件珍貴文物的保護修復工作，同時對銅器鑄造工藝和產地進行研究，發現了目前國內最早使用銅器芯撐技術的實例。通過對青銅器中殘留泥芯的提取，經巖相觀察、主量元素分析，尊、罍等容器與神樹、面具等非容器器物鑄造泥芯的礦物組成和地球化學特征存在明顯區別，表明兩類器物來源不同，可能來自不同的鑄造地。

考古進一步深化了對三星堆城址布局與功能分區的認識，有助于更好認識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西北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存在密切的互動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