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墾生產，張仲瀚是首位前線指揮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戰爭基本結束，一個化劍為犁的和平時代即將開啟。當時有500多萬解放軍需要安置。新疆最嚴峻的問題之一是財政問題，是近20萬大軍如何安置？當時新疆部隊的任務是兩方面：一是生產，二是參加軍事斗爭。有清以來，軍隊進新疆和中央有效治理新疆，糧餉支出向來多由中央或其協調其他省份支援，而當時中央財政十分吃緊。俗話說，千里不運糧，百里不運草。而與祖國其他省區相距甚遠的新疆，最好的辦法就是其軍糧從當地解決。因此，進疆的人民解放軍和起義部隊的生產任務就顯得頭等重點。農時不等人，種糧必須有地、有水、有肥，還不能與民爭利，就必須自己動手。

　　早在1949年秋，解放軍西北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六師主力還未到達南疆焉耆駐地，該師師長張仲瀚奉王震之命率小分隊與新疆水利專家王鶴亭，在焉耆會合并前往鐵門關勘查水利。這使得張仲瀚成為共產黨在新疆進行屯墾戍邊事業的首位前線指揮官。

　　為什么是張仲瀚

　　張仲瀚是共產黨軍隊中少有的“全能型”干才，不僅能文能武，而且胸有壯志、高瞻遠矚、顧全大局、心胸坦蕩、“不打個人算盤”、勇于擔責，“從不講任何條件”“極富個人魅力”。在王震等領導的認知中，張仲瀚比同時代、同職務的干部，思想境界高、政治智慧強、極富創造性。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當時評價他是：打仗，搞建設，“都是一套套的”。在此舉三例示之。

　　一是他早年抗日“拉隊伍”“交隊伍”，后再組建隊伍。在1937年“七·七”抗戰之初，加入中共已近4年、時任河北博野縣警察局長、22歲的張仲瀚，在軍政官員南逃的危機中，自封縣長兼警察局局長，拉起了3000余人的河北民軍，“打響了冀中抗日的第一槍”。這成為了奇跡。1938年春，他將隊伍交與已率軍北上抗日的中共地下黨人、東北軍軍官呂正操。呂正操所部改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并成立冀中軍區。呂正操任縱隊司令員，張仲瀚的河北民軍改編為冀中軍區第一師，張仲瀚任師長。可張仲瀚并沒有到任，而是主動把河北民軍的指揮權交給了呂正操，之后又響應冀中軍區的號召，自己帶上幾十號人到津南一帶組織抗日津南自衛軍，自衛軍有兩千多人，仍自稱司令。“這支隊伍打了不少漂亮仗，威震一方，張司令更是英名遠揚，對開辟冀中及晉察冀革命依據地，做出了很大貢獻”。這時，張仲瀚只有23歲。后津南抗日自衛軍編入八路軍120師359旅719團，張仲瀚被任命為八路軍最年輕的團長。120師師長賀龍曾說，你看人家張仲瀚，放著司令不當來我這當團長。可他認為自己是一介書生，投筆從戎，能當好這個團長還得好好學一陣子呢。賀龍贊揚他是“顧全大局，不打個人算盤”(這個719團，就是后來創造奇跡的、1950年徒步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和田的解放軍一兵團二軍五師15團。政委黃誠后來成了中共和田地委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常委)。

　　解放戰爭初期，張仲瀚奉命帶領一批干部到山東組建渤海教導旅，成為后來二軍六師，其大部在政委熊晃的帶領和指揮下，分批于1949年初冬進入新疆，除副師長兼騎兵團團長劉克明率部到青海與新疆交界的若羌縣境內剿匪外，其他三個步兵團大部于次年初到新疆焉耆專區(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前身)境內駐地。這就是今天兵團第二師的前身。

　　二是他主動打阻擊，成全了大部隊的勝利突圍。抗戰時期，張仲瀚的軍事才能得到凸顯。到解放戰爭時期，他已經是爐火純青的中高級戰斗指揮員。1948年，國共兩黨的軍事斗爭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解放軍已由戰略防御轉入全面反攻。彭德懷領導的西北野戰軍，首先殲滅胡宗南部劉戡所率美式裝備的29軍3萬多人，之后為了補充軍事供給，從陜北長途奔襲寶雞，進行了志在繳獲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的西府戰役。張仲瀚所率六旅，不僅圓滿完成了艱苦的阻擊戰，而且在途中山洞發現軍用倉庫，并補充了充足的被服、武器和彈藥。當他們返回取道隴南，先期到達與解放邊區交界的交通要道甘肅慶陽荔鎮時，彭德懷所率主力部隊被四個(整編)師的追敵緊隨纏斗。敵軍先頭部隊已經逼近準備堵截，張仲瀚“不是按預定計劃繼續前進回到邊區休整，而是迅速搶占有利地形，搶修工事，就地堅守，打退敵人進攻，為主力回師撐開了一條安全通道”。彭德懷一見張仲瀚就是感謝有加，贊不絕口：六旅關鍵時刻主動打阻擊，使這次戰役轉危為安。不僅如此，他們繼續堅守、阻擊尾隨敵軍的瘋狂進攻，18團團長陳國林、營長李文泉陣亡。六旅付出了較大犧牲，使攜帶大批物資的主力部隊安全通過。西府戰役結束后，彭老總專程騎馬到六旅18團駐地，高聲說道：“六旅的同志們：你們打得好！特別是18團的同志們，你們打得頑強！我代表總部感謝你們！”這個18團，就是后來的兵團二師29團的前身。

　　張仲瀚的軍事才能，經歷無數次戰斗不斷得到提高。后來有人評價他是一位善于總結，從不打無準備之仗的指揮員，有“戰場上的小諸葛”的美稱。他總能把握戰機從容指揮，“敢打大仗、硬仗、惡仗，從未有指揮失誤的記錄”。張仲瀚所率領的二縱六旅，在西北戰場上成為“攻必克、守必堅、令敵人望而生畏的鋼鐵勁旅”。張仲瀚也成為一名能征善戰、驍勇多智的將軍。

　　三是他主動要求進疆，進行大生產。張仲瀚所部，曾經是359旅南泥灣大生產的一面旗幟。1942年，王震所率359旅奉命進行陜甘寧邊區大生產。張仲瀚所率719團開進南泥灣，他還兼任了南泥灣墾區區長，駐軍九龍泉。他從我做起，這位“富家子弟”“主動承擔人均30畝地開荒指標，每天開墾一畝”。同時，他還組建了文藝宣傳隊自編自演文藝節目，鼓勵干部戰士，豐富部隊文化生活。“秀才團長帶出一個文化團”，成了師長賀龍的口頭禪。“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句毛澤東的名言也是在接見張仲瀚時對他的肯定和勉勵。在719團涌現了一批南泥灣的勞動模范，包括他進疆所率先遣隊中六師17團的參謀長謝高忠。

　　1949年8月蘭州解放之后，張仲瀚面對兩種選擇：一是跟隨賀龍去西南，二是跟隨王震到新疆。張仲瀚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新疆。在他看來，到新疆更是國家的需要，更有作為。張仲瀚所率六師先遣隊與當地起義官兵于是年深秋，在焉耆和靜轄地(今兵團二師21團)拉犁翻地、冬灌，成為“兵團第一犁”。和靜縣縣長鄔靜彬動員土爾扈特部族民眾，捐出了四萬畝閑置的土地和幾片草場交給了部隊。

　　軍隊生產，張仲瀚是前線指揮

　　1949年底，新疆軍區成立二十二兵團，將“和平將軍”陶峙岳司令員所率國民黨起義部隊全部納入，下轄九軍和兩個騎兵師。1950年初春，張仲瀚擢升為九軍政委、二十二兵團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升為主任，并任兵團黨委副書記、實際上主持了兵團黨委日常工作)，九軍至石河子開荒大生產。至此，新疆解放軍，包括起義部隊有10.5萬官兵參加生產。是年，駐疆部隊興修一批水利設施，開荒96萬畝，播種83萬畝，收獲糧食3000多萬公斤，足夠全軍20萬人自給7個月，油料蔬菜基本自給。

　　1950年10月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延緩了國家軍隊大規模轉業參加經濟建設的戰略轉移。1952年2月，抗美援朝戰局基本穩定，毛澤東又發布了命令，將全國解放軍整編為國防軍和生產部隊。

　　1952年，經歷三年苦戰，駐疆生產部隊創造了人間奇跡。糧油蔬菜全部自給。毛主席于是年高度評價——“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經站穩腳，取得了少數民族的熱烈擁護。”

　　1953年5月，駐疆部隊完成整編任務，所屬部隊編為國防部隊和生產部隊，第二十二兵團暫時保留國防部隊序列，管理其所屬生產部隊。張仲瀚任兵團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王震為第一書記、政委。至此，張仲瀚的新疆軍區六師師長之職卸任，由副師長劉克明繼任。也就是說，在此之前，張仲瀚不僅領導著二十二兵團的生產，同時還指導和領導著解放軍其他生產部隊，尤其是六師(今日兵團二師)的生產。

　　是年，駐疆全部生產部隊建有軍墾農牧團場43個，擁有耕地近116萬畝，占當時新疆耕地面積的5%。同時還興辦工業、交通、建筑、商業企業和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單位，為之后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奠定了基礎。依據新疆軍區決定，新疆軍區黨委委員(當時不設常委)張仲瀚主持編訂了新疆生產部隊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成功改造起義部隊，張仲瀚贏得全體將士的尊重

　　當新疆起義部隊全部編入二十二兵團后，新疆軍區在各部隊抽調一大批政工干部進入，張仲瀚為兵團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為主任)，同時為兵團主力九軍政委。他當時的政治任務，就是領導對全部起義部隊的改造。在他看來，全體政工干部都面臨著考驗。在他所寫的《憶新疆》中，有著生動的記載和深刻的認識。

　　當年國民黨部隊到新疆，并不是直接與解放軍為敵的。他們到新疆，特別是和平起義，避免了一場戰火，捍衛了新疆的和平。這與之前解放戰爭時期的起義部隊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我們有些同志，雖然把黨對起義部隊的政策背誦如流，但做起工作來，卻往往習慣于搬用戰爭時期的老一套、老辦法，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嚴重損失”“起義部隊的訴苦和解放戰爭時期發動被俘士兵訴苦不一樣。那時，被俘軍官已經清理出來，和士兵分別居住，分別教育。而起義部隊的訴苦運動，是官兵都在一起。我們一些同志恰好忘了這一點”。有的“一見面就是一場疾風暴雨的斗爭會”。士兵訴起苦來，“許多的是訴當兵后受國民黨軍官欺凌、剝削和挨打受罵的苦。有些士兵訴到激動的時候，對軍官采取了各種各樣的粗暴、魯莽過火的舉動，使起義軍官當場難堪”“甚至他們的安全也沒有保障”。有的“不但坐視不管，甚至還為士兵加油打氣，使士兵覺得越過火越進步，任意夸大其詞，發泄私怨”。

　　在張仲瀚看來，它造成了極壞的后果：使其部隊的官兵關系產生巨大裂痕；軍官不能再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政治干部實行包辦代替，有的盛氣凌人；軍官對政治干部心懷不滿，認為是他們煽動了這種仇恨；軍官對黨的政策發生動搖和不信任，認為我們早先宣布的“愛國一家、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的政策和使起義軍官“有權有職”的政策是言行不一。

　　為此，張仲瀚不厭其煩在各種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并且表示要負主要責任。由此，另外一些人卻認為，這降低了黨的威信。實際上是怕降低個人的威信。事實上，黨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包括他們自己的個人威信也提高了。后來的實踐證明，“這6萬多人的起義部隊，沒有一個班集體發生問題。黨對二十二兵團的改造是完全成功的”。

　　二十二兵團受到了黨的關懷。“在起義的第一個嚴冬，王震同志要二十二兵團司令部搬離迪化(烏魯木齊)，到荒地上去安家。起義將領們領會這是使他們在生產建設戰線上立功，而欣然愿往”。“在一兩年內，陸續有一批士兵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又陸續有許多的士兵和軍官入了黨。二十二兵團涌現了一批全國聞名的勞動模范人物。如植棉能手、拖拉機手、卡車駕駛員、防治病蟲害能手等。“二十二兵團各級將領和軍官，絕大部分表現得艱苦樸素，鉆研生產業務，埋頭苦干，虛心學習”“成了我們黨和國家的真正財富”“二十二兵團在整個新疆生產建設事業中無愧于黨的教育和培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他們的業績與天山共存，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

　　親自參與規劃設計建設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石河子

　　1950年初，二十二兵團需要屯墾，需要有駐地。新疆軍區司令員、二十二兵團政委王震和二十二兵團司令員陶峙岳、九軍政委張仲瀚，兵團副司令員、九軍軍長趙錫光等領導，以及技術人員等踏勘了瑪納斯河畔，并且提出要建一座小城。

　　在張仲瀚看來，大型現代化農場建起來，不僅糧、棉、油需要加工，而且農田水利設施、城市建設所需材料，特別是水泥的生產、木材的加工，機械的維修、制造，人們衣著所需的棉毛紡織等。許多不是農業自身所能解決的，這就需要工業化，這就需要建設一座城市。張仲瀚所講的，就是我們今天的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的核心是工業化。

　　經歷他們初步勘察，是年末，在瑪納斯河西岸石河子建城的報告得到了新疆軍區黨委批準。王震又親往踏勘，開始建設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定名石河子。張仲瀚親任石河子建城工程處政委，趙錫光任處長。此間，張仲瀚大量餓補城市建設知識，包括閱讀書籍、請教專家，并與持不同意見者交換意見。對于石河子城建的規劃，張仲瀚不是局限于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而是著眼于新疆的發展戰略和新疆軍墾事業所要發揮的歷史作用。他把石河子定位成一座工業城市，而不僅僅是指揮農業發展的后勤居住基地——小城。同時，還要把石河子建設成新疆名城，尤其是軍墾的示范城市。他超前的戰略思維，也遇到了很大挑戰。他還要不斷地向上級和一些同事們做說服工作。張仲瀚大膽否定了蘇聯專家放射狀的、莫斯科式的城市規劃方案，而用中國傳統園林式的、棋盤狀的設計方案，并且為長遠發展留下了寬闊的道路空間。“城市中心規劃為行政區，四周為文教、工業、商業發展區，林帶花園環抱著一個個居民區”。

　　石河子，成為共和國“軍墾第一城”。受張仲瀚保護的、享受正師級待遇的大“右派”詩人艾青寫到：“數這個城市最年輕”“它的一草一木都有血汗凝成”。是的，當年建設石河子的另一位主要領導、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員趙錫光，于1955年10月，因勞累過度長眠于此。

　　1965年，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視察石河子，更使這個“戈壁明珠”揚名神州大地。后來，石河子也被評為聯合國“改善人類居住環境良好范例城市”。

　　張仲瀚不僅踐行了毛主席在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指示和要求，而且更能深刻體會到中央關于長期建設新疆、保衛邊疆的戰略方針。“扎根新疆，建設新疆”，不僅是當時響亮的口號，更是兵團人的行動。不僅僅是張仲瀚等老一輩兵團領導人的歷史選擇，更是廣大官兵、我們前輩們的人生依托。“從地窩子搬出來，建設自己美好的家園”。這是兵團人早期創業生活的真實寫照。石河子城的規劃和建設，凝聚了張仲瀚、陶峙岳、趙錫光、王根增等廣大建設者的心血，寄托著兵團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望。

　　石河子，不僅是建設者的一座豐碑，更是新疆屯墾戍邊事業發展的一座豐碑。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張仲瀚是主要領導人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解放軍陸續撤銷了解放戰爭時期設立的兵團這一建制。1954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撤銷二十二兵團，將新疆軍區全部生產部隊合并管理，組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這便成為解放軍序列唯一的、特殊的兵團，陶峙岳任司令員，王恩茂兼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張仲瀚任副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主持兵團工作。至1966年，張仲瀚一直是兵團黨委書記、副政委(第二政委)主持兵團(黨委)工作，第一書記、政委(第一政委)一直是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恩茂兼任，司令員是起義將領陶峙岳(1955年授銜，成為新疆軍區唯一的上將)，為黨外人士。

　　1954—1966年，兵團創造了歷史的輝煌

　　在國家以農業為主的年代，自1954年至“文革”開始的1966年，兵團農業發展成為新疆，乃至全國國營農場的樣板，充分體現了兵團在新疆起到的“三個隊”(生產隊、工作隊和戰斗隊)的作用。兵團的經濟，在新疆占有可觀的份額。

　　據史料記載，在中央和新疆兩級黨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到1966年末，兵團糧、棉、油、甜菜產量分別占全新疆的21.7%、31.4%、16.8%和90.5%。兵團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大力開展樣板團場建設，為新疆的農業發展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兵團工業產品產量和經濟效益都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當時新疆主要工業品紗、糖、原煤和水泥產量分別占新疆的36.6%、99.5%、53.1%和33.5% ，增強了新疆現代工業的發展基礎。兵團擁有的農牧團場從1954年的44個，增加至158個，耕地面積近81萬公頃，占全疆的24%；職工增加到近81萬，人口增加到148.5萬，占新疆的18%；生產總值占全疆的23.5%，財務利潤突破1億元。若按現在可比價，應有數百億元。

　　兵團事業的輝煌，不僅是新疆歷史的奇跡，也是中國農墾事業的奇跡。期間，兵團積極為地方大辦好事，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愛戴和支持。在1955—1957年中，一個增強民族團結、幫助地方發展的熱潮，在天山南北興起。兵團共抽調政治、技術干部，對25個縣、403個農業社進行幫助指導。培訓植棉、灌溉、農機、植保、財會等技術人才。當時出現一個引人注目的新現象：離兵團近的合作社產量高，有病能及時送兵團醫院治療，文化教育發展快；離得遠的就產量低，看病難，發展慢。各族人民親近兵團，支持兵團，兵地關系水乳交融，親如一家。

　　1959年，兵團黨委頒發《關于擁政愛民為各族人民大辦好事綱要二十條》，使增強民族團結工作更加規范化、制度化。1961年，兵團又決定在兵、師兩級政治部成立群工科，民族團結工作成為各級政工部門重點職責。

　　1963年11月，自治區黨委提出“兵團方向，公社特點，長遠規劃，逐步實現。建設像兵團農場一樣的好條田、好渠道、好林帶、好道路、好居民點的五好社會主義新農村”。

　　“五好建設”在天山南北轟轟烈烈展開，激發了各族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從自治區領導到各地、州、縣的領導，紛紛率團到兵團參觀學習。有的維吾爾族老百姓騎著毛驢來墾區參觀。

　　中蘇關系破裂，民兵力量凸顯，強化“屯墾戍邊”

　　1962年4-5月，隨著中蘇兩國關系變化，發生了“伊塔邊民外逃事件”。當時，蘇聯通過其駐新疆各地領事，策動塔城、裕民、霍城等9縣1市邊境6萬多邊民非法越境到蘇聯。塔城縣非法越境人口占該縣人口近七成，霍城縣邊境3個公社僅剩3000余人。由于大批人員離境，趕走了30多萬頭牲畜，近40萬畝農作物無人管理。這些地區的農村基層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各項生產遭到重大損失。

　　隨著中蘇關系的進一步破裂，新疆由大后方變成大前方。此時，兵團再一次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周總理當面向張仲瀚布置任務：對邊民外逃的地區，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要迅速組織隊伍，以民兵的形式進駐邊境所有村鎮，把外逃邊民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承擔起來。為避免武裝沖突，由兵團出面處理比較適合。于是，整個兵團都成立了值班連，兵團武裝民兵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屯墾戍邊”使命凸顯。

　　不久，兵團迅速組建并調集了35個武裝值班連隊開赴邊境地區，建立起了82個哨卡、檢查站和巡邏點，同時調集3萬職工在邊境地區實行“代耕、代收、代管”任務。隨后又在長達2000余公里、縱深10-30公里的邊境線，建立了58個邊境團場。

　　兵團于1966年在南疆喀什增設了農三師，在和田地區設立了副師級建制的和田管理局之后，又于1969年在北疆塔城地區設立了農九師。

　　兵團成為國家農墾事業的樣板

　　1963年至“文革”之前，中央欲以兵團為“龍頭”帶動西部的發展。由國家農墾部和當地政府主導、新疆兵團派骨干援助，在河西走廊組建農十一師，在寧夏組建農十二師，在青海組建農十三師，在陜西組建農十四師和黃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兵團，在西藏波密組建一個機械化農場。兵團的屯墾戍邊事業，達到了歷史上的高峰。

　　包括兵團建制撤銷成立農墾局時期(1975—1981年)，“兵團人”還承擔了國家賦予的援外任務。其抽調大批技術人員，先后援建了越南、非洲索馬里、坦桑尼亞等國家現代化農場項目，援建了中巴公路。

　　若不是“文革”爆發，“全國學習解放軍，解放軍學習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熱潮將在全國掀起。

　　“兵團文化”成為新疆文化發展的主力軍和引領者

　　就是在1982年恢復兵團建制之前。包括1975年撤銷兵團建制后的時期。兵團團場的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在新疆都頗具影響力。

　　除兵團司令部所在的烏魯木齊，現在的兵團二中(當時的公交部子校)外，兵團各師的師子校、各團的團子校的教學水平在當地所在的州地縣市都是一流的。當時營(分場)子校有小學、中學，連隊有小學。當時一些地方上的子女也到附近兵團所在學校就讀。1977—1979年恢復高考的頭三年，后來俗稱的“新三屆”大中專院校的學生中(按漢民比例錄取)，只占全疆漢族人口1/4的兵團漢族人的子女，占新疆漢族學生的一半。

　　兵團職工的文化生活相比自治區也是走在了前列。這得益于張仲瀚提出的“文化兵團”發展戰略的建設成就。兵團的文工團、京劇團、豫劇團、雜技團等20多個專業團體，在新疆是“響當當的”。各師、團有文藝宣傳隊，即使在營、連逢年過節，也會有演出或文化活動。特別是廣大干部職工、教師學生參與其中，也涌現了一批又一批“吹拉彈唱”“寫寫畫畫”的業余文藝人才。各團有衛生隊(醫院)，連隊有醫務所，醫療網點健全。兵團繼承了軍隊的一些傳統，免費醫療，按人頭供給。“當時兵團人的政治、文化素質總體水平，明顯高于地方”。飲食文化也有亮點，坐落于烏魯木齊市中山路的百花村名噪一時。張仲瀚在延安南泥灣大生產時期，就曾有“美食家”的稱譽。

　　兵團那時的輝煌離不開魅力四射的領導人——張仲瀚

　　張仲瀚“學習有靈性，實踐有悟性”，知識面廣，多才多藝，他的《老兵歌》成為兵團人的歷史寫照。他是京劇票友，還在烏魯木齊與京劇名家程硯秋同臺演出。

　　除了國家、兄弟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大力支持，以及兵團廣大干部職工的辛勤努力外，張仲瀚使兵團體制能量，發揮到了極致。

　　作為新疆軍墾事業的指揮員，自1949年始，他17年如一日，殫精竭慮，落實了中央的決策和指示，帶領兵團人，(又作為國家農墾部副部長)不僅創造了新疆屯墾戍邊的偉大事業，還對全國農墾事業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時，他率領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還指導并幫助建設了西北陜甘寧青和西藏的農墾事業。

　　在那個年代，他的領導藝術和才能也發揮到了極致。“如果不受限制，當時兵團的家底會更厚，占有新疆經濟總量30%也是指日可待”。他是時代的產物，其個人魅力與形象，在同時代、同級別的領導人中鶴立雞群。他不僅僅是兵團人的驕傲，也是新疆人的驕傲。1954年生產建設兵團成立時的定位，就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當時，新疆軍區將已建的八一鋼鐵廠、七一毛紡廠、十月拖拉機廠等規模以上企業交與地方。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后，兵團不僅發展農業，而且工業、商業、運輸業、文化教育事業都在蓬勃發展。當時初建的八一農學院，由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管理和建設，張仲瀚兼任黨委書記，至1958年交與自治區。之后，生產建設兵團先后創建了兵團農學院和塔里木農墾學院，為兵團、為新疆的農業現代化人才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對兵團大搞工業、商業，當時就有一些人頗有微詞，認為 “搞經濟過了頭”“個人出風頭”。然而，把新疆屯墾戍邊當作自己的畢生事業、誓把忠骨埋天山的張仲瀚，憑借著中央老領導、特別是王震和自治區主要領導的支持，排除干擾，搶抓機遇，擴大發展空間，壯大職工隊伍。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兵團不僅給國家超量交糧，而且支援祖國其他省區，并且還“接納了二三十萬”“盲流”。張仲瀚將其改為“自流”人員，后又稱其為“自動支邊”人員。他們及其后代，成為兵團生產建設的一線力量。

　　1962年在全國“精減職工并遣返原籍”的形勢下，張仲瀚力排眾議，向各位說明生產建設兵團的職工不同于國家所說的城鎮職工，他們大多都在農業生產一線，并非城鎮居民。當初，好不容易把他們一部分號召來疆，一部分勸說留疆。現在困難了，就把人家遣返回去，特別是一些老弱病殘。這不僅給他們造成了困難，同時也給原籍的政府造成了困難。當時兵團計劃精簡數萬職工，由此，兵團收回成命，留下了一半以上的職工和他們的家屬。

　　這反映了張仲瀚從兵團和新疆的實際出發，并有大局觀和戰略視野。今天看來也頗具現實意義。

　　張仲瀚病危致信中央：一要“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死去”，二要“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75年5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批準解除張仲瀚的監護，“無家可歸”的他住進了北京西直門總政招待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新疆，死在新疆”。在北京養病、治療期間，尤其是在他重病纏身、生命垂危的最后半年里，他做了認為最重點的兩件事：一要平反昭雪，最后要“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死去”；二要“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66年“文革”爆發時的張仲瀚怎么也想不通：“一個月前，《人民日報》還決定用8個版面的篇幅連續宣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就和經驗，稱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偉大的創舉。而一個月后的今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怎么成了全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典型呢？”“周總理要推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經驗，要我把新建的兩個西北兵團都管起來的話音還未落，怎么一夜之間連我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呢？”“毛主席歷來肯定新疆和平起義有功，為什么現在陶峙岳卻成了‘假起義、真潛伏’的罪人呢？我黨一向肯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造起義部隊是成功之舉，為什么現在又被戴上‘階級投降，國民黨改造了共產黨’的罪名呢？”

　　尤其是8年多的監禁生活，給張仲瀚的身心帶來了極大的摧殘。1979年8月，病危期間的張仲瀚，托人代筆向中央軍委總政部并韋國清主任寫信，請求組織對自己作出結論。他1933年入黨，“生命已危在旦夕，隨時都可能死亡。在我彌留之際，我有一個愿望：懇請中央在百忙之中把我的結論審批一下，恢復我的黨組織生活，使我能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死去”。到12月，中央軍委政治部以正式文件下發了關于張仲瀚同志平反的結論：“所謂張仲瀚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期間犯有路線錯誤是不對的，強加給張仲瀚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以推倒，恢復名譽”，撤銷了過去的結論。

　　至此，張仲瀚將補發工資的大部分交了黨費(其余給了20多位相關人員，包括身邊工作人員和還給妹妹的賬)，盡了黨員的一項義務。

　　期間，他多次向多位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陳述，要求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78年2月，國家農墾總局派出工作組對新疆農墾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并提出了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體制的意見，但沒有下文。1979年9月，張仲瀚病情稍有好轉，即上書黨中央，陳述自己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的戰略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建議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80年3月，張仲瀚不幸去世。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給予了他哀榮，在北京八寶山舉行了隆重地向張仲瀚遺體告別儀式。由于來的人太多，由原定的吊唁廳換成了臨時搭建的吊唁棚。告別儀式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致悼詞。

　　1981年1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來新疆視察。自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恢復工作全面展開。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做出了《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1982年6月1日，自治區黨委主持召開了慶祝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會。

　　張仲瀚是新中國新疆屯墾事業的一座豐碑

　　沒有張仲瀚，就沒有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那樣的輝煌。沒有那樣輝煌的兵團，就不會有今天的兵團。沒有張仲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不會那么快得到恢復。

　　張仲瀚“大愛無疆”，把全部智慧和心血都投入到了兵團建設上，即使在最后的病魔纏身的日子里。他心系兵團，常常夢回新疆。每當有老部下和親朋好友看他的時候，他都念念不忘那兵團的崢嶸歲月。

　　人們談起張仲瀚，常說他是“兵團之魂”，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之魂。兵團那樣的輝煌，與張仲瀚雄才大略、主動作為、積極擔當、勇于負責，極具個人魅力緊密相連。張仲瀚在1944-1945年的“南下北返”的戰斗初期負傷，對結婚成家的自信和勇氣不足，其孑然一身，給人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張仲瀚把他的全身心，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新疆兵團，獻給了新疆建設的偉大事業。他的骨灰，在1993年王震同志去世后，兩人骨灰同灑天山，實現了他“死也要死在新疆”的夙愿。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支悲壯的歌，更是一支勝利的歌。今日之兵團，跟隨時代的步伐，再創輝煌；中央給予了更高的評價和定位：“兵團是實現黨中央關于新疆工作總目標的重點戰略力量”。

　　在兵團成立70周年之際，以此文獻給兵團前輩。

　　最后，以一首獻給張仲瀚等老一輩兵團人的新歌，結束此文。

你的力量

婁英 谷風

抖落了一身的硝煙

踏進了萬古的荒原

南引塔河棉海茫茫

你為荒漠抹上濃妝

張開吧 天山的臂膀

蕩漾吧 伊犁河的波浪

南挽昆侖 西扶高原

你挺起阿爾泰山的脊梁

問一問茫茫的曠野

嘆一嘆千丈的冰川

你借天山的力量

阻擋著風沙猖狂

摸一摸鑄犁的利劍

聽一聽豐收的歡唱

你借天山的力量

戍守著萬里邊疆

看 座座新城 溢彩流光

看 天山南北 燃燒出燦爛的輝煌

(作者：李德華)

　　主要參考資料

　　《新疆工作文獻選編》(1949-2012)

　　《王震傳》

　　《王恩茂日記》

　　《兵團發展簡史》

　　《兵團統計志》

　　《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

　　《論兵團》(房藝杰 編著)

　　《投向真理的將士們》(盧振云主編)

　　《無銜將軍張仲瀚》(婁錫文 編著)

　　《鎮邊將軍張仲瀚》(豐收 著)

　　《軍墾之魂張仲瀚》(王哲 著)

　　《張仲瀚傳奇》(陳柯鈞 譚征 陳虹 著)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70周年的賀信》